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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 | 武漢疫情親歷記:從李文亮事件看無效批評意見的特點

          老田 · 2020-03-07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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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李文亮事件的輿情中間,我們清晰地看到噴子們的散彈槍攻擊目標廣大無邊,結果各種抱殘守缺的體制缺陷守護者承受的火力甚小,真正應該承受指責的那部分人和那部分缺陷就這樣反而得到“火力分散”的掩護——近乎被大面積平均分攤過的輿論壓力過小,對他們這塊反而基本上無所觸動。

            武漢疫情親歷記:從李文亮事件看無效批評意見的特點

            老田

            在李文亮事件中間,他本人的不幸遭遇所激起的民眾同情,被公知和各路意見領袖作為“傳播放大器”,而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但李文亮事件本身所映照的體制缺陷和真問題,卻被輿論潮流回避了。此種現實,反映了輿論平臺上意見生產供給側的嚴重不足:對于民眾的政治不認同和客體化體驗引發的不滿或者怨氣,給予了充分關注和迎合;但對于民眾的現實改進意愿則完全無視了。

            在李文亮事件激發的批評浪潮中間,雖然實現了較為充分的輿論動員,其結果卻對現存的體制缺陷卻觸動不多。在這里可以看到,各路意見領袖對于民眾的客體化體驗或者政治不認同而采取的投機經營策略較為成功,能夠就此發起或者引導一次又一次批評浪潮,去批判各種大而無當的靶子;但是對于引導民眾去發掘真問題和完成有針對性批評兩方面卻投入過少,甚至根本不加關注,結果無論多么強大的批評輿情,其效果終不過是清風過水,一陣波瀾過后就無影無蹤,對于體制缺陷的揭示和觸動均嚴重不足。

          一、我們為什么會在缺乏針對性的方面耗費過多的批評潛能

            原文的第一部分是對一個組織分析框架的粗略介紹,理論性較強,可讀性較差,故作為附錄放在最后,不感興趣的網友可以直接忽略。那部分內容,涉及到大規模政治組織運作的真實決策依據與規則,及其相關信息和知識方面的“有限理性”局限問題。也涉及到至今依然流行的傳統時代有關圣賢與明君的過時想象力——這個想象力往往以各種不受知識和信息不完備局限的超人有關,這些人能夠不依賴組織分工協作而實現的集體理性,就能夠在個體理性的基礎上做出最優決策。這些過時的錯誤想象力,往往會被各路意見領袖極為成功的投機經營策略所運用,去結合民眾在現代社會的客體化體驗和政治不認同,反復兜售各種缺乏現實針對性的批評意見,結果使得民眾的不滿以及由此支持的批評潛能都被無效地浪費了,無法對改進體制缺陷做出應有的貢獻。(參閱老田舊文《為什么批評公知的“投機經營策略”很重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間,人們對于公共領域(官府決策與行為)的訴求和批評較為明確和強烈,對于市場化部分(醫療體系平臺的狀況)那個私人領域的關注反而很有限,此種批評壓力的不對稱分配方式,與拉斯韋爾發現的“尋找責任人難度”的不同有關。與此相關,在武漢疫情激起的批評浪潮中間,對于衛健委的一貫表現(體現為產業化的醫療體系塑造過程)以及由此決定的醫療系統平臺的一般狀況,批評就嚴重不足;同時,雖然缺乏官府決策過程的相關信息,無法據以做出準確的判斷,但這個方面還是集中了過多批評意見。結果,批評意見的潮流雖然很大且很有聲勢,但針對性嚴重不足,這就顯著地浪費了批評火力。

            普通民眾其實并不缺乏與醫院打交道的經驗,也不缺乏對衛健委主導改革方面的一般性體驗(對“新三座大山”的體驗:“醫療改革是提前送終”),這一部分批評意見反而格外少。而認真的批評,不僅需要追問官府的即時決策過程與本次表現,還需要追問醫療平臺的能力與一貫表現,結合這兩者去看待武漢疫情期間的應付失誤,才較為全面。

            應該說,民眾在針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方面,所具有的批評潛力有所不同。這個差距,與股票市場的狀況接近:大戶掌握信息多善于進行短線操控牟利,而散戶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較為有利的選擇是進行長期投資。而普通民眾,對于醫療平臺一貫表現的評判能力,要強于對官府即時決策的評判能力,但是在各路意見領袖的無形引導之下,我們反而對極度缺乏信息的行政決策過程,“空對空”地說了過多,對相對了解的衛健委主導的改革所塑造的醫療服務模式問題,卻又說得過少,這相當于大家都被引導到跟大戶炒短線去了,這個狀況實在是詭異,這就留待另外一篇文章去專門展開了。

          二、李文亮事件的具體經過與批評潮流的錯誤指向

            李文亮于12月30日,只是在微信群發發信息,就被公安局訓誡,這明顯有點小題大做。而且,此種過激反應,推測是被識別為維穩對象了,而維穩各種做法往往不是一般的違法亂紀。這個需要認真地好好反思,敗壞相關機構形象最多的公眾輿論事件往往出于過度維穩,以及嚴重越界的各種維穩手法,對壓力維穩體制的濫用和誤用才是李文亮被訓誡背后的真問題。

            公知和各路噴子,以李文亮的正確意見與決策層顢頇遲誤進行對照批評,反而不是真問題,甚至還缺乏必要的“科學依據”,也缺乏我們在附錄綜述的決策過程對有效信息和相關知識的甄別標準。李文亮本人,在《南風窗》記者提問“吹哨人”時回答說“沒有想那么多”,應該說,這個回答是誠實的,也是準確的,李文亮得到的信息和他選擇的傳播渠道,都與決策過程及其所依據信息的采集過程無關,相互之間也沒有可比性。

            依據財新的深度調查,在12月下旬,國內多家基因檢測機構第一批拿到病毒樣本,幾家沒有測錯基因序列的機構——如深圳華大基因、廣州微遠,都只是確認發現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對其傳染性和嚴重性方面的表現,出于對新病毒的未知,都保持了沉默。12月30日,北京博奧的測試結果通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因基因測序有誤,導致誤認為SARS病毒,依據這個錯誤的測序結果,僅僅有博奧一家說對了傳染性方面的定性和嚴重性,事情實在是太詭異了。

            最后合成的后果是:只有北京博奧從錯誤的道路出發,打開了最正確的那道門;這個就跟瞎貓碰死老鼠差不多了。而李文亮發布的信息,發生在北京博奧的錯誤基因測序結果到達之后。此外還有一些醫院呼吸科相關醫務人員,從經驗出發判定過SARS疫情。認真說來,依據正確的基因測序結果,這真的要算謠言了。而李文亮傳播有關SARS疫情的信息,就出在博奧錯誤測序結論的延長線上,反過來,作出訓誡李文亮的決定并認定其傳播謠言,也不是依據正確的基因測序結果。

            很顯然,李文亮本人及其遭遇——先被訓誡然后感染病毒且喪失了年輕的生命,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傳播效果的“放大器”——這就在公知和噴子那里獲得了很強的利用價值,用以汲取民眾的同情,然后扭曲地解釋事件本身,去隨心所欲地對照他們選定的壞制度或者壞人。李文亮被充分事件化之后,在各種傳播平臺上真正起到了“傳播放大器”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強大輿論潮流也就塑造出了特定的利害關系結構,與各路人馬都緊密勾連起來了:“政府希望他活著,反動派需要他死,媒體需要流量……,當初給他訓戒單的人彼時最希望他救治成功,給他捧以吹哨人的人巴不得立即宣布救治無效。”

            【轉引自:http://www.cwzg.cn/politics/202002/55049.html】

            后來,李文亮果然被提前數小時宣布死亡,然后據此論定說最后關頭的搶救措施毫無必要,只具有政治性,還是褻瀆死者遺體。不過,若政府在輿論面前采取如此過度反應以挽回影響,真個直接下令進行不必要的搶救,那不是從反面說明對批評意見回應非常及時甚至過度嗎?這難道是一個高度民主、且還具有從高層直接貫通一線臨床環節的高超執行力的政府?如此這般作為的政府,即便是不夠理想,那也肯定與公知和噴子們描述的第一個模樣差距太大了。噴子噴到最后,一定會出現邏輯上的相互否定,體現出各種無腦癥癥狀。

            在這樣的輿論狂歡中間,李文亮事件本身所揭示的真正具有可批評性的體制缺陷,卻被輕輕地放過了。這些真正的體制缺陷問題,在老田看來有二:

            一是壓力維穩體制下識別維穩對象的任意性和匿名性,你被毫無道理地識別為維穩對象了,還不知道是被誰依據何種原因被識別的,對此你甚至還無法申請復議或者投訴損害你的那個人。過度維穩的隨意性以及嚴重越界的各種維穩手段,這個方面可批評的問題本身涉及到壓力維穩體制下有關對象界定的隨意性,而不是具體去訓誡李文亮的那個穿著警服的執行人。

            二是在李文亮的遭遇背后,還折射出一線醫生在相關技術決策過程的話語權過低問題,結果導致合理的技術決策遲遲無法做出,這個方面的不足集中體現在新冠肺炎診斷標準方面。李文亮雖然不是呼吸科醫生,但他的遭遇卻正好揭示出相關問題的嚴重性,正是因為忽視一線醫生的臨床經驗和聲音,專家組所定的標準又不太靠譜,相關決策就不可能有靠譜的信息和知識作為依據,也由此導致合理的診斷標準長期無法確定下來,結果判斷傳染嚴重性和感染人數統計也就缺乏前后一貫的切實依據。結果在主疫區武漢,至今誰也拿不出疫情發展進程的可比數據。

          三、確診標準應該如何厘定:在專家組的嚴苛標準與一線醫生的臨床經驗之間

            就一線醫生經驗的有效性,以及在確診標準方面的話語權而言,對照專家組的專斷,兩者之間如何相互結合與合理分配,始終未能解決好。而這個要害問題的可批評性,應該說李文亮事件討論的應有之義,但卻始終處在噴子們的批評眼光之外。

            新冠肺炎識別標準的轉換,最初是專家組界定的三條最嚴苛標準——要有發熱癥狀、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以及核酸測試陽性,還有一段時間核酸試劑盒測試要在北京完成,后來試劑盒下發到武漢之后又遭遇到檢測能力不足,這些都導致實際的確診人數過少。而一線醫生的臨床經驗顯示,專家組界定的發熱癥狀和試劑盒檢測標準都無法涵蓋全部患者——始終有相當部分患者沒有相關癥狀且多次核酸檢測陰性,最后表明還是要回到臨床一線醫生的經驗上——“CT雙肺磨玻璃影”診斷。

            一個具體的診斷標準,先后花了兩個月時間,最終還是回到一線醫生的經驗判斷和常規診斷手段上來了。這個問題需要好好展開討論一下:院士級別的高級專家組的話語權,跟一線臨床經驗的大數據經驗之間,應該確立一個怎么樣的相互關系?如果有沖突,到底應該誰聽誰的?武漢疫情期間的表現,怎么看都是整一個“專家誤國”“專門壞事”的反面案例?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呼吸科的一線醫生,早在1月10日和18日就兩次上報異議意見,說專家組劃定的診斷標準過嚴。遺憾的是,社會上如此強烈的批評浪潮,始終沒有介入這個至關重要的技術決策環節,去支持正確的一線經驗。批評意見或者輿論壓力,始終缺席理性診斷標準的形成過程,從最初階段專家組的最嚴格標準到最后回歸一線醫生的務實經驗標準,花費的時間過多,明明已經有了足夠的經驗數據推翻不合理的嚴苛標準,但完成這個轉換卻過度拖拉,最后還是在行政的“自主調節”作用下完成轉換的。

            因為缺乏建設性批評意見的參與,一線醫生在專家組意見的強勢面前,顯著很孤單和無助,合理診斷標準的形成過程就相對拖后,結果有關疫情嚴重性的評估以及病人數目統計,都沒有合適的標準作為依據,兩個方面的技術判斷都長期做不出來。而行政調節的決策過程與技術決策過程和邏輯,有所不同,但都得依靠靠譜的信息和知識,在相互關系上,合理的行政決策應該基于靠譜的技術決斷。但在武漢疫情期間,在這個具體的診斷標準問題上來回反復、久拖不決,花費時間過多,不管官員們實際上是否在乎專家意見——因為技術決斷久拖不決,行政決策就始終找不到技術決斷方面的合理依據,專家意見就等同于直接缺席了行政決策過程,官員們確實就此獲得了全部的決斷權力。而行政單獨決斷的改變,往往總要等到行政調節條件被完全滿足的那個最后時點,有人不無挪揄地評論說,最后還是得依靠離任審計,才最后解決了前任的“欠賬”或“假賬”問題。

            說白了,各路公知和噴子消費李文亮,把他抬高為吹哨人什么的,即便不是別有懷抱,也往往是為了充分利用人們對其遭遇的同情,以促進劣質意見的銷路。各路意見領袖引導的民眾批評壓力,始終沒有引導人們深入到事件本身的內在邏輯中間去進行思考——專家們執掌的那部分技術決策權力,應該如何合理地使用與配置,這對于武漢疫情期間合理診斷標準厘定至關重要;因為這個關鍵技術決斷長期被延誤的巨大缺陷,使得行政官員真正獲得了不受專家意見左右的獨斷權力;但這個真實決策過程中間發生的真問題卻被批評潮流放過了,結果各種投機套路出來的批評潮流,雖然聲勢浩大卻毫無力量,當然也就缺乏介入缺陷糾正過程的可能性了。

            四、劣質意見生產的供給側缺陷分析

            其實,就消費李文亮而言,不僅可以正向消費,反過來一樣可行——噴子所噴的對象也不缺乏這樣的智慧。但事件所折射的兩個方面缺陷和問題——維穩對象選擇的隨意性和一線臨床經驗的合理地位,到了最后階段,不要說得到解決,就連觸及真問題都還差得很遠。

            應該說,正是對壓力維穩體制的濫用和誤用,才導致各種違法亂紀手段層出不窮,李文亮被不合理地訓誡就肇源于此。記得人大學生向俊偉,甚至還被一個小資本家啟動了維穩機制識別為維穩對象,還被自己的班級輔導員不講道理地維穩過。類似的輿情不止一次發生,雖然累遭批判但體制缺陷卻紋絲不動,除了繼續進行頑固性指責之外,難道我們不應該反省一下:如何提升批評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嗎?

            這一次李文亮事件的輿情中間,我們清晰地看到噴子們的散彈槍攻擊目標廣大無邊,結果各種抱殘守缺的體制缺陷守護者承受的火力甚小,真正應該承受指責的那部分人和那部分缺陷就這樣反而得到“火力分散”的掩護——近乎被大面積平均分攤過的輿論壓力過小,對他們這塊反而基本上無所觸動。

            看起來,如果體制缺陷守護者不想要改正錯誤的話,那么,他們就會有一個次優的選擇方案:把批評火力進行大面積分攤,使自己所承受的批評壓力強度最小化,這樣,他們就能夠更久遠地抱殘守缺了。很遺憾的是,我們看到公知們的執政地位批判或者純左派的階級統治批判框架,都“體貼”地做到了批評火力的極度分散化——把整個政體或者整個統治階級拉出來作為靶子打,預先就最大化地分散了批評壓力。這樣,各種抱殘守缺的體制缺陷守護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氣,至少在你們完成全部的顛覆事業之前,他們還是安全無比的。

            如同小錢德勒在觀察企業管理結構時所發現的那樣:管理結構中人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只要是還能夠維持就不思改進,除非遭遇到生存危機就不會主動多事。而無效批評帶來的壓力分散化,正好可以消極地幫助他們維持穩而不動的慣習。

            如果只確立一個極小的批評標的,例如不要求取消壓力維穩體制,僅僅要求公布界定維穩對象的選擇過程——什么人依據什么原因選擇了李文亮作為維穩對象,然后要求給予選定的維穩對象進行投訴或者提出行政訴訟的權利——這一次是李文亮應該享有有知情權和申訴權;那樣的話,就能夠把巨大的批評力度,集中于這兩個小小的方面去起作用——如同毛爺爺所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那么,李文亮事件所動員的巨大輿論壓力,應該比現在更能夠起到建設性的改進作用,同時也透過他的不公正待遇給其他的潛在維穩對象爭取到一個較有利的地位,敦促體制背后的匿名權力掌控者更為謹慎地運用此項權力。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改良實在是太難了。不說那些抱殘守缺的頑固勢力,對改良不感興趣,就算是極具批判性思維的意見領袖,也往往提出一些大而不當的靶子,就民眾的客體化體驗和政治不認同進行投機——由此給出種種缺乏可行性的整體批判意見導向。因為總是被引導出總體批判而非有針對性的局部批判,結果即便是動員了很強大的民眾批評輿論,其火力也大為分散,打擊效果和批判強度均小,那個最壞的缺陷局部反而由此得到了掩護,最后,各種最糟糕的體制缺陷還是得不到合理的揭示與觸動。

            在李文亮事件所動員的巨大輿論浪潮過后,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不管是維穩對象選項的隨意性、還是一線醫生臨床經驗的技術決策地位問題,不要說解決,連一個都沒有正確地提出來過,兩個缺陷一個也沒有受到起碼的輿論壓力。除非體制內賢明的官員進行主動改變,否則事情還會是老樣子,哪怕真有賢明的官員想要有所改變,但受制于錢德勒發現的那個管理結構內部的保守性慣習,能夠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只有天知道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

            附錄:一個錯誤的分析框架——封建余孽(或傳統士大夫)的現代性批判

            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組織和行政權力的普遍化,普通人無論是生產還是生活,盡被囊括其中。這個社會最重要的一種個體體驗就是:人們從主體混成了客體或者對象。

            強烈的客體化體驗,是我們與組織和權力共存條件下,最難于超脫的共同體驗,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無不如此。甚至在文革狠批當權派、官民平等最頂點的年月,也還有自我較強的人士感到不適應,一位不怎么右的名學者,曾經回顧過他在部隊里的體驗,伙伴們群相自嘲曰“革命戰士是頭驢,東南西北任黨騎。”而文革后相當一批有“當然貴族”認同的名人大腕,對自己的工廠和農村生活體驗,進行過海量的咬牙切齒的回顧,大體上也準確反應了現代社會中間,個體作為底層體力勞動者的“工具性體驗”和無意義感——普通的工人農民和士兵當然也會有類似體驗,只是少了“當然貴族”那幾分不甘心罷了。

            此種客體化體驗,并不限于社會的下層。赫伯特·西蒙從決策角度,分析了現代社會組織的運作過程,他指出: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都無法搜集到完備信息并具有完備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因此,由于人們在決策之先,無法達到完備信息和完備知識條件,因此,任何決策都只是具有“有限理性”;而為了緩和有限理性的局限,需要透過組織內部的分工協作,不完備信息和不完備知識對于個體的巨大局限,將透過組織分工方式授予不同的部門和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分別去掌握,這樣,組織就獲得了一個功能性作用——個體透過組織理性去接近客觀理性。這樣看來,哪怕是看起來威福無邊的大人物,哪怕是處在最要害的位置上,其決策過程一樣要受到分工協作條件下的信息和知識不足的局限,個體僅僅能夠透過組織分工去發揮其“螺絲釘”作用。

            本次疫情期間各路專家或者官員在事后的甩鍋表現,在個體角色僅僅作為組織的一個小局部起作用——這個真實的功能性體驗——來說是真實的。如何判斷其甩鍋無效,其標準也只能夠回到組織分工協作的視野里,與官員或者專家所承擔的那部分“組織或職能分工”加以對照之后,才能夠回答。

            幻想或者假設一個人或者某一條真實信息,就能夠支持正確決策,這在現代社會中間,任何情況下都不是真的。校之以西蒙的“有限理性”說,這實際上還是把決策或者信息職能,在想象中間授予給某個特殊個體的“無意識”——是一種前現代圣賢與明君的理想合作、因而不存在任何有限理性局限的想象力殘余。在中國舊時代各種傳說中間,智慧人物化身往往不需要信息或者相關專門知識,“掐指一算”就能夠做出最優決策,如同民間諺語所言“前朝算師諸葛亮,后朝算師劉伯溫。”還有各種有關諸葛亮“三步一計”龐統“五步一計”等傳說,在這些傳說人物身上寄托一種前現代的想象力特點——決策時絕對不存在信息與知識不完備的硬性制約。

            各種客體體驗,會顯著激發人們的批判意識——你們掌握著我的命運還不正確地行使職權,這太不負責任了。而依據西蒙的有限理性說,最優決策從未達到過,尋找各種沒有做出最優決策的責任人,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項,不可能失敗。因此,現代社會的批判性成長也算是與客體性體驗高度正相關的事務,但這個批判性所指,其方向是具有選擇性的,而依據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的看法:市場可以起到蒙蔽人們眼睛的作用,哪怕你受害受損嚴重以至于毫無出路,你也很難找到那個應該千刀萬剮的具體責任人;但是政府或者行政職能失誤則很不一樣,責任人或者責任相對可見度極高。因此,最優先承受批判怒火的靶子,是各種可見度較高的責任人和制度樣式。

            撇開過度剝削與政治壓迫帶來的高水平政治不認同不論,僅僅是客體化體驗本身,就會導致民眾簡單地追捧各路噴子批判意見的壯大。此種條件下,源于受眾的追捧,會以“強勁的的市場需求”去拉動各種劣質意見生產,中國現實恰好是那種最極端的狀態:劣質意見生產占據的主導地位且極大地耗費了民眾的批評潛能,其中又以公知的執政地位批判帶來的意見扭曲最為顯著。

            在現代社會,正確地開展批評,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最常見的反而是各種“帶著舊頭腦咒罵新社會”的噴子,其對于完備信息、完備知識、最優決策以及明確責任人的潛意識標準,往往體現了封建時代(或稱前現代)有關圣賢明君那種過時想象力的殘余,但這些噴子還往往以最西化的民主自由去標榜自己,而噴子們的粗制濫造產品還往往在輿論市場上熱銷,這中間沒有任何奧秘——無非是嚙合了人們心目中間的客體化體驗或者高水平的政治不認同而已。

            因此,真正有力的批評,不是表達各種徹底對立的態度,俯視官府或者其他什么人,而是在承認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觀察相關決策信息與知識的狀況,認真追問官員或者專家履行分工或者職能時的行為與選擇依據。這不是寬容批評對象,而是為了深入到具體的體制條件中間,去更為具體地尋找真正的體制缺陷問題和責任人何在,沒有這樣的務實分析過程,批評就缺乏務實的針對性。應該說,普通民眾原本相對于專家和行業管理官員,就存在著管理知識和相關信息方面的劣勢,進行意見辯難時就處于弱勢地位;再被公知和各路噴子進行錯誤引導,放開體制運作的具體條件和規則,根本不去追問相關的信息甄別標準和知識應用狀況,這樣的批評潮流哪怕聲勢再大,因為缺乏針對性,故對于體制缺陷的觸動也極低。

            公知和其他各路噴子引導批評潮流,嚙合了民眾的客體化體驗和政治不認同,只是有助于提升傳播效果和接受程度,但不可能逆轉現代性的一般趨勢從而得到務實的解決方案,此種引導方式純屬投機經營策略并不會產生正面的批評效果。其功能性作用,或者是把一個無法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作為批評對象,或者隱含地推薦某些脫離現代組織與權力運作實際條件的基于前現代想象力的批判方案,這兩種不靠譜的批判方向,肯定會掩護真正的責任人和體制缺陷,幫助其成功地逃避問責。就體制缺陷改進而言,基于前現代想象力的批評壓力,不可能據以正確診斷體制缺陷問題或者準確地識別出責任人,結果在真正的責任人那里,沒有批評當然是最為理想的了,而噴子的胡亂批評則是可接受的次優選擇——因其對真正的責任人或者體制缺陷的針對性不足因而也傷害最小。

            從客體化體驗或者政治不認同出發,以不靠譜的最優決策作為批評依據,試圖翻轉客體化進程本身,或者以不靠譜的想象力去非議現代組織的決策與權力運作過程,都無從引導正確的批評意見或者輿論壓力。

            當然,可能有些公知不想要改良,只想要革命,不過那也需要把民眾的不滿引導到理性分析的道路上,多培養有著高度推墻砸鍋覺悟的先鋒隊組織才行,而是不象目前這樣引導民眾向著烏合之眾狀態倒退。目前這個投機經營策略的經營,雖然看起來很成功,還依據“格萊欣定律”逆向淘汰了建設性的意見引導方向,但是,最高成就不會超過網紅意見領袖的高度,不可能在烏合之眾基礎上成就政治領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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