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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馬克思逝世137周年 | 從明天起,跟馬克思一樣關心糧食、蔬菜和生態

          貝拉米·福斯特 · 2020-03-14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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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對十九世紀中期工業英國新的糧食生產體制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辯證邏輯。通過考察食物營養素攝入所涉及的條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工業資本主義制度糧食生產的問題、土壤的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異化所導致的社會新陳代謝的紊亂。

            大部分人可能有這樣一種錯覺:馬克思不關心糧食問題,他在其政治經濟學討論中很少涉及到對食物的剖析。其實不然,本文的作者貝拉米·福斯特就為我們詳細講述了馬克思作為食物理論家所做出的貢獻。他從食物消費、食物體制和代謝斷裂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馬克思實際上發展了一套對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工業食品體系詳細而復雜的批判。

            作者|John BellamyFoster

            譯者|侯農、苜蓿、秋雁、胡子

            校對|花生、岑風、秋雁、侯苗、苜蓿

            排版|六韜

            01

            變遷中的食物體制

            當代食物體制研究作為一個正式的研究領域,源于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體系的理論傳統,尤其得益于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麥克邁克爾(Philip McMichael)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發表的著作。從一開始,該領域基于對權力和資源不平等分配的關注,以全球食物“體制”(regime)概念為中心,與主流分析框架——視食物體系的發展為線性、持續且不斷擴展的過程——區別開來。因此,食物體制的概念強調的是特定情境下的食品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中所彰顯出的歷史的特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弗里德曼和麥克邁克爾聚焦于兩種食物體制:第一種體制起源于19世紀70年代,它依賴于歐洲對被殖民熱帶地區和其他被殖民國家糧食谷物和牲畜的進口;換言之,這是一個由大都市帝國的需求來決定的全球食物體系。第二代食物體制,是隨著二戰之后美國霸權的崛起和后殖民時代(仍舊帶有帝國主義特征)的轉向而出現的,這一體系圍繞美國對本國剩余糧食(主要是谷物)的出口以及以綜合性農業大企業為主導的“綠色革命”而建立起來。在第二代全球糧食政體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同樣重要的特征是第三世界國家向富裕國家出口熱帶水果(特別是香蕉),到后來的濃縮橙汁(主要來自巴西)、咖啡、制作巧克力的可可以及香料等等。此后,一些學者試圖對當下的第三代全球糧體制進行界定,他們認為全球化和新興經濟體在其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theory of metabolic rift)已被整合進既有的理論中,作為解釋食物體制分裂的一個論據。

            食物體制分析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對工業革命時期的農業的分析,包括其對馬克思觀點的回應。1996年,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背景的加拿大學者科林鄧肯(Colin Duncan)發表了名為《農業中心性》(Centrality of Agriculture)的著作,在該書中他認為19世紀中期英國農業基本上是“前工業化的”(或至多稱得上是“輕工業化”),他還認為根源于著名的諾福克(Norfolk)四區輪作制(four-course system of crop rotation)的英國農業代表了農業的一個“生態平衡時代”(ecologically balanced age)。鄧肯強烈反對馬克思對這一時期英國農業的批判性分析,聲稱他只看到了當時英國農業的缺陷,尚未認清其前工業化、自給自足和生態平衡的特征。在提出以上觀點的同時,鄧肯不僅否定了馬克思,而且也忽視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馬克思觀點的當代經濟和農業史學家的研究。

            鄧肯在其書開篇就指出,馬克思對那個時代資本主義對生態影響是“危言聳聽”。他特別提到,馬克思采納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關于“掠奪土地”的觀點,“總體上來說是非常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對英格蘭進行這一資本的研究可能極不合適。”鄧肯堅持認為,基于新的科學種植方法,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高耕農業(high farming)模式是“世界上所有高產農業系統中最具生態良性的”。在他看來,英國高耕農業的創新,由于較少地依賴機械化和人造化學品,專注于生物或生態技術的發展,因而保留了前工業的或原始工業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鄧肯試圖撇開其他不列顛群島(包括殖民地愛爾蘭)的農業不談,來美化這一時期的英國農業。此外,他也沒有真正關注到英國的畜牧業或肥料供給,以及油餅制造的神秘工業方面。鄧肯認為農業技術的機械化“可以忽略不計”,但這種觀點完全沒有考慮到不斷變化的現實情況。

            如此有明顯缺陷的分析似乎已經被后來的學者無視了。但鄧肯對于英國農業“生態良性”特征的觀點,包括他對馬克思觀點的批判,卻被馬克思主義的食品體制分析學者和世界體系理論家(如弗里德曼和麥克邁克爾)熱情而不加批判地采納了。弗里德曼延續鄧肯的觀點,在她2000年發表的文章《現代世界體系究竟是什么?》(What on Earth is 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提出,“英國高耕農業的實踐表明,在特定條件下......資本主義農業在生態上是可持續的。”在能源方面,她認為英國高耕農業“實現了迄今為止最具生產力和可持續性的小麥種植。”(然而,該觀點的論據來源是一篇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農業研究,這一研究出現的時間居然是在高耕農業推出之前)她認為,摧毀英國高耕農業的并非其內部的生態矛盾,而是它在世界市場上面臨的競爭,尤其是隨著十九世紀最后一個季度歐洲大蕭條的到來。這種“外來生態系統”的暴露,即來自英格蘭以外的生態系統的競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市場體系的侵入,意味著“高耕農業農戶無法繼續維持他們具有生態良性的家庭物種組合的種植方式”。

            施耐德(Mindi Schneider)和麥克邁克爾繼承了鄧肯對馬克思關于英國高耕農業觀點的批判。他們重申,高耕農業是歷史上最為生態永續的高產農業形式,它的四區輪作制有效地循環了土地中的養分。諾福克(Norfolk)輪作制規定,第一年種小麥,第二年種蘿卜,第三年種大麥(同時套種三葉草和黑麥草),第四年收獲三葉草和黑麥草當牧草用;蘿卜冬天能喂牛,三葉草能固氮。施奈德和麥克邁克爾用作物輪換制,來證明英國高耕農業具有生態良性。

            依照鄧肯、弗里德曼的觀點,施奈德和麥克邁克爾同樣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農業分析,即使與他所處的時代相吻合,同樣存在缺陷和扭曲。他們提出,馬克思錯誤地將土壤問題視為一個普遍條件,并且“沒有理解土壤形成的歷史過程”。他們無視了馬克思是土壤地質學的密切關注者,并且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土壤是歷史的產物”這一事實貫穿論述的始末——這與大多數早期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不同。由此,施奈德和麥克邁克爾駁斥了馬克思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歷史意義。這個理論來自于利比希的作品,解釋當食物和纖維被送到城市時,土壤中的營養物質會被耗盡。正如施奈德和麥克邁克爾所說的那樣:“英格蘭的成功和相對的生態可持續性對馬克思的理論提出了挑戰。”他們指責馬克思“忽視了把農業作為新陳代謝斷裂機制的主要驅動力。”在他們看來,馬克思錯誤地將農業工業化視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并且鄧肯還指責馬克思對這個時期“農業中心性” 及其幾乎完全獨立于工業的地位視而不見。

            值得一提的是,諾福克四年輪作制確實具有一些優勢,但它仍然存在問題,而且它只是當時眾多農業耕種方式之一,并未被普遍推廣應用。首先,這種耕種方法具有以下三個優勢:(1)只需要四年中的兩年(在種植小麥和大麥的情況下)就可以收獲大量的作物(包括養分);(2)輪作有利于控制蟲害(包括雜草,疾病和昆蟲);(3)豆科植物固氮作用使得這個耕作系統可持續,否則,低含量的有效氮會降低其他作物的產量。果不其然,種養結合比單純的種植更具生態良性。但諾福克輪作制也有缺點:(1)四年中每兩年,營養仍從農場流失,需要補充。當然, 系統內每公頃因養殖流失的營養物質并不多,因為大部分營養流入動物糞便和尿液。只要農民收集糞便和尿液并送回田間,就能顯著減少營養損耗。(2)整個系統的運行動力不是可持續性,而是提高產量,完成資本積累。因此,在廢除了《谷物法》之后,這種方法被大量投入化肥的高耕制度取代。正如經濟史學家馬克·奧弗頓所寫,“化肥和投入品的發展”削弱了這一體系,造就了一種“依賴高能耗投入品”的農業。

            事實上,與其把存在已久的諾福克輪作制視為19世紀中期的高耕農業,還不如把高耕農業看作輪作制度基礎上集約能源的運用,導致糧食產量下降。正如農業歷史學家瓊斯(E. L. Jones)解釋的那樣,高耕農業或者更準確地說,“高飼”(high feeding)畜牧業的主要創新,是操作強度提高,即大量購買油餅喂養牲畜,生產肉類和糞便;后者同買來的農業肥料一起,大量施加在耕地上,增強糧食產量和飼料儲備。自產和外置的飼料投喂規模越大、自產和外購肥料施用越重,就能收獲更多可以銷售的農產品和供下輪收獲的肥料,就越接近“高耕”。這就是約翰·約瑟夫·梅奇(John Joseph Mechi)(最著名的高耕農業倡導者)所提倡的“擴張循環”。

            1846年以后,糧食自給率等概念淡出人們的視野,側面說明了人們更重視肉類和奶制品而非糧食生產。這導致以蘇格蘭和愛爾蘭為首出現的“去耕增牧”趨勢,同時可持續的種養結合體系也日漸衰落。雖然牧場增長和肉類生產主導的農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土壤養分流失的問題(因為以反芻動物為主的糧食生產可以更有效地回收營養物質),這也需要小麥和其他糧食從國內生產轉向國外進口。事實上,英國的代謝斷痕的大部分轉移到國外后,流向英國出口糧食的主要國家(德國、俄羅斯和美國)以犧牲自己國家土壤的肥力為代價,才讓英國人得以專注養殖牛羊。

            到了19世紀70年代,鳥糞石和硝酸鹽的進口開始下滑,而用于國內油餅生產的骨頭、油餅和種子的進口不斷飆升。對鳥糞石和硝酸鹽依賴下降,反映出英格蘭從糧食自給自足的 “黃金時代”向糧食進口過渡。然而,骨頭的進口持續上升,主要被用于過磷酸鈣產業(過磷酸鈣是最早的化肥)。同樣地,油餅和用于生產油餅的種子進口不斷走高,作為高能量飼料被用來喂牛,以刺激牛的生長提高糞肥量。與此同時,出于同樣的邏輯,英國為供給供工人階級,提高了小麥進口量。

            由此,歷史脈絡變得清晰。1846年《谷物法》廢除后,小麥進口激增,到19世紀末,英國小麥自給率從90%下降到不足25%。在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1861-67年間,英國小麥進口就已經上升到國內消費總量的40%。因為畜牧業的過度投入,大量的土地改用放牧,以及大量谷物、肥料和能源進口,英國農業出現式微的征兆。梳理完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肯、施耐德和麥克邁克爾對馬克思的批判不僅忽略了馬克思分析的廣闊歷史背景,而且忽視了有關英國農業歷史更廣泛的研究。盡管20世紀早期的經濟史學家常用“黃金時代”描述19世紀后半葉初期的英國農業形態,后繼研究早在鄧肯寫書前就推翻了這一觀點。

            馬克思非但沒有忽視食物體制的問題,而且他還是把工業資本主義糧食生產“新體制”的概念引入政治經濟學的初創者,他用“新體制”形容1846年后廢除《谷物法》和自由貿易勝利的影響,還將“新體制”與“英國耕地大規模“的轉換聯系起來。英國耕地的轉換使糧食生產“重組”,轉換動力來源于畜牧養殖、管理發展和作物輪載,以及基于糞便的肥料化學發展。在1850年代中期,這些趨勢日漸明顯: 接近25%的英國小麥消費來自進口,其中60%來自德國,俄羅斯和美國。19世紀30、40年代英國農業就遭遇了土壤肥力的危機,原因是食品和纖維被運往城市,土壤的營養物質大量流失,同時缺少補充土壤肥力的化肥。因此,在新的庫存管理,育種和輪作之外,“新體制”的特點是加強肥料使用。加強方式一是靠化學合成,以及進口鳥糞石和其他自然肥料。從秘魯進口的鳥糞石不僅富含磷酸鹽,而且氮含量是大多數糞肥的30倍。二是將豆類作為輪作系統的一部分,至少為谷物和蘿卜提供必需的氮。此外,最重要的是農業機械的普及。馬克思還強調,英國的農業,即使是在不列顛群島以內,也保留了帝國制度。英國對愛爾蘭農業的控制是突出的例證;他指出,愛爾蘭的“糞肥出口到英國”,然而愛爾蘭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回報。這是一種早期形式的生態不對等交換。在馬克思看來,農業的工業化最初帶來了進步,但進步伴隨了深刻的生態和經濟矛盾,為英國農業的未來埋下隱患。

            馬克思當然沒有否認高耕農業新體制取得的初步經濟成就。他在《資本論》中寫道:

            谷物法的廢除給英國農業帶來巨大的推動力。大規模的排水系統、畜圈飼養的新方法和綠色作物的人工栽培,機械施肥裝置的引進,新的粘土土壤處理方法,礦物糞肥使用的增加,蒸汽機和各式各樣的新機器使用的增加,更多的精耕細作,都是這個時期的特征....土壤的實際生產回報率迅速上升。每英畝資本投入的增加,以及農場的迅速集中,是這種新方法得以實行的基本條件。與此同時,從1846年到1856年,耕種面積也在增加。

            然而,馬克思對新的糧食生產體制的矛盾和危險深感憂慮。在他的批判中,有兩個中心論點(超越了代謝斷裂問題)尤為引人注目。第一個是英國農業從谷物生產轉向畜牧和飼料作物生產,以適應肉類和奶制品主導的農業。谷物生產顯然是為了養活以面包為生的工人階級;肉類及某種程度上奶制品的生產,主要服務上層階級。即使在那時,在供人類消費的食品生產中,將土地用作谷物生長還是肉類和奶制品生產更高效,答案都是毫無疑問的。

            其次,馬克思還擔心,羅伯特·貝克維爾(Robert Bakewell) 等人引進的新的產肉產脂肪的育種方法,還會有虐待動物的影響。綿羊和牛被培育成更圓、更寬的體型,在骨架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攜帶更多肉和脂肪,以至于它們經常支撐不起自己的體重。培育的產肉動物生長加速,綿羊和牛屠宰周期從五年縮短到兩年。為了增加乳制品工業的產量,小牛還會被提前斷奶。在那個時期,英國的公牛越來越多被圈養在擁擠空間。為了加速牛的生長,牛的飼料改成混合飼料,加入了可以提高糞肥肥力的進口油餅。每只公牛每天吃10磅油餅,它們成年后就被宰殺。

            高耕農業體系中,綿羊仍在牧場吃草,這構成諾福克輪作制的主要部分。同時豆科植物和覆蓋作物也避免了土地放荒。豆科植物通過固定大氣中的氮來滋養土壤(這一過程被發現是在馬克思寫作之前)。然而,這也導致了畜牧業超越糧食生產。在這塊土地上勞作的人口不斷被羊取代,后來這一現象逐漸成為了圈地運動的一部分(圈地現象當時在英格蘭非常明顯,并在不列顛群島的其他地方不斷擴張。)

            馬克思對新體制的分析聚焦于法國農業學家勒昂塞·德·拉維涅(Léonce de Lavergne)1854年的研究成果《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農村經濟》。拉弗涅大力支持以肉奶為主的英國高耕模式,他也支持諾福克輪載制度、飼料作物以及加速強化的飼喂、育種和屠宰過程,所有這些話題在拉弗涅的著作中都有詳細描述。馬克思對拉弗涅的著作以及沃爾特·古德(Walter Good)1866年的《政治、商業和農業謬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拉弗涅認為,貝克韋爾因為解釋了如何加速動物的肉和脂肪生長,從而成為與理查.阿克賴特(Richard Awkwright)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齊名的創新者。拉維涅寫道,不列顛群島的農業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從一個自然的過程逐漸變為加工過程;“從那以后,每一片土地都將成為一種機器……蒸汽機在綠色環境中噴出一縷縷煙霧。”

            然而,馬克思駁斥了拉弗涅關于英國高耕農業優越性的許多主張。其中包括拉維涅對土壤營養的論斷,以及他對肉類和乳制品生產優勢的強調。馬克思注意到,和面向普通大眾的糧食生產對比,這種新體制造成了動物的極度畸形、馬廄喂養、小牛提早斷奶和大量放牧的種種問題。拉維涅認為法國應該效仿英國從谷物轉向肉類主導農業,馬克思卻持相反的觀點。他還強調了英國農業對國外高能耗投入品的依賴,并根據古德和拉弗涅的著作強調,英國的高耕作制度縮短了牛的生產周期,違反了自然過程。

            馬克思認為,新體制中對待動物的方式是另一個關鍵問題。拉維涅觀察到,“牛(通常是短角達勒姆牛)被鎖在(牛舍里)的箱子,渡其一生直至屠宰。牛踩的地板打了洞,以便他們的排泄物落入下方的溝渠。1851年,《經濟學人》大肆宣揚幾乎完全把牛囚禁在牛箱里的“箱飼”公牛方式的優越性。馬克思在一本未出版的筆記本中寫道,所有這些都讓他感到“惡心”。他寫道,這種圈養方式使動物們身處于 “監獄”中:

            動物在監獄里出生,直至被宰殺。問題是這個系統最終是否會導致生命的衰落。這個系統對應了一種不正常的育種模式:一種僅為把動物們轉化成肉和脂肪,而阻礙骨骼發育的模式(而1848年以前,動物可以在新鮮的空氣中自由活動)。

            馬克思提出的這個問題,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生態問題。資本主義農業強調商品價值,帶有純粹的工具主義取向,因而無法回應這個問題。主流的態度也沒有任何對動物的同情,而只是把動物當作人類使用的機器和原材料。

            馬克思認為,以肉為本的農業比起糧食為本的農業減少了勞動力需求,所以工業化資本主義農業的新體制加劇了對土地的進一步征用。愛爾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從1855年到1866年,“超過一百萬愛爾蘭人因約一百萬頭牛,豬,羊而被迫遷居 “,馬克思指出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蘇格蘭。廢除《谷物法》后,愛爾蘭失去了在英國殖民關稅制度下對谷物的壟斷地位,糧食從不列顛群島之外進口,而愛爾蘭的田地則荒廢了。馬克思冷冷地說,拉弗涅和他的資產階級的農學家們突然表示,曾一度被認為只適合種植谷物的愛爾蘭,實際上是由上天注定應當作為牧場的。馬克思在這些問題上最關心的是在工業化農業新體制中工人階級可得的糧食和營養。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既認識到,新的高耕農業體制早期特點是高速增長,也認識到它蘊含的內部矛盾終將導致它滅亡。這些見解與后來學者的分析相互呼應,英國農業經濟史學家在一個多世紀后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1968年,湯普森(F. M. Thompson)在他的論文《第二次農業革命》(“The Second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中首次強調了高耕農業體制的矛盾。自此以后,歷史學家基本上否定了19世紀第三季度是英國農業“黃金時代”的說法。正如E. J. T.柯林斯(E. J. T. Collins),多卷本《英格蘭和威爾士農業史》第七部分(1850-1914)的合編者,在1995年所寫的那樣:

            到了20世紀初,英國四分之三以上的面包谷物和近一半的熟食來自進口,而一個世紀之前它幾乎是自給自足。在諸多重要的方面,19世紀的農業失敗了。這不僅僅發生在大蕭條[十九世紀最后一個季度的歐洲]時期,哪怕在之前“黃金時代”.....高耕農業時期(1850-73)也是如此,盡管傳統意義上它被描述為前所未有的技術進步時期......

            最近的研究表明,推行《谷物法》后,本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中的農業增長率明顯高于隨后的二十五年,即所謂的黃金時代。這表明在一個強勁的開頭之后,第二次農業革命及畜牧業的新技術很快失去了增長勢頭。這種走勢和從全國數據推斷的趨勢相似。一項估計表明,19世紀30到50年代之間的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5%,而接下來的20年中降至0.5-0.7%。另有最近的數據顯示,1856年至1873年間農業增長率僅為0.2%,而同時期經濟總體增長率為2.0%。

            在本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的強勁表現之后,小麥產量從1850年代后期開始趨于穩定,并在1868年至1880年之間略有下降....... 不僅是種植業部分,而且......畜牧業似乎也表現不佳。事實上,農業數據表明肉類產量只有適度的改善,每年最多只有1%增長,在19世紀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之間只有一小部分.......

            按照這種解讀,“第二次農業革命” 在1873年“大蕭條”之前很久就出現了。根據柯林斯的說法,1850年至1875年間的農業年平均增長率最多0.8%.54

            柯林斯對英國高耕農業失敗的解釋與馬克思分析相似:進口營養素的數量雖然不斷增加,卻無法迅速提高每公頃土壤的生產力,因為土壤生產力提高需要一個積累過程。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技術停滯期”問題。食品生產從谷物轉向綿羊和牛,這看起來繞過了代謝斷裂,實際上只是將其出口到其他用進口谷物喂養英國的國家。高能源投入無法扭轉以肉類和乳制品為導向的新經濟停滯不前的趨勢。與此同時,盡管廢除了《谷物法》,可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糧食價格持續高漲,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柯林斯表達了對“本世紀第三個二十五年的糧食安全”的擔憂加劇。“19世紀50年代中期的谷物價格比1910年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高,19世紀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谷物價格僅比19世紀40年代低一點......”事實上,“黃金時代”就有食品騷亂出現。1855年2月,一群饑民搶劫了利物浦的面包店,隨后在倫敦和利物浦爆發了騷亂。因此,聲稱英國高耕農業代表了一個自給自足、生態上可持續的、高產量的、堪稱世界領先水平的“黃金時代”,簡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02

            代謝斷裂與糧食生產新體制

            馬克思認為糧食生產的根本問題是土壤問題,即土壤化學,地質學,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問題。他認為,可以通過土壤的“營養方式”來判斷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在促進農業生產力不斷提高的同時,也造成了土壤養分流失,從而引起代謝斷裂。

            然而,正是在這里,一些左派人士質疑了馬克思的分析。生態社會主義者丹尼爾·塔努羅認為馬克思的分析“非常具有諷刺意味”,因為用拉維尼的話來說,飼料植物生長所需的所有“主要元素”都可以從空氣中獲得。也就是說,塔努羅認為,盡管馬克思對土壤化學有著密切的關注,但在這里犯了一個錯誤:馬克思過度依賴李比希的科學知識而忽視傳統常識。

            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事實。在拉維尼看來,只有谷類作物會耗盡土壤中的營養,而飼喂牲畜的飼料作物會自我更新。但我們現在知道,對于幾乎所有植物來說,只有碳元素(通過CO2)來自大氣。這意味著其他16種必需的化學元素必須由土壤提供,豆科植物(如三葉草,苜蓿,豌豆和豆類等)除外。因為它們可以通過共生在它們的根瘤中的細菌獲得它們所需的營養素之一的氮。也就是說,它們可以大氣中吸取氮氣(N2)并將其轉化為植物可以使用的形式。但是,就像所有的植物一樣,豆科植物也依賴于土壤中的其他十五種必需營養素。正如馬克思和李比希所說的那樣:它們掠奪了土壤中的營養。

            鑒于這些土壤化學事實,通過減少每單位土地輸出的營養,以反芻動物為中心建立的嚴格的草/豆類系統可以規避對土壤營養的掠奪。但這意味著需要進口谷物,因為該系統不再能夠自給自足地生產食物,特別是用于養活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谷物。此外,在以畜牧為基礎的系統內,在高耕農業時期,要想不斷擴大生產就需要能源密集的肥料投入。當農業成為資本主義企業時,它需要像其他任何企業一樣,不斷努力提高產量和產值。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資本主義與生態自給自足的制度是矛盾的。

            其他左派食物體制理論家對馬克思代謝斷裂分析的批評更廣泛,更不精確,更加罔顧事實。鄧肯寫道:“馬克思認為蝙蝠糞適用于英國土地,因為這片土地的肥力已經耗盡了,卻沒有證據表明這種觀點。然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英國農民熱衷于從土地上獲取更多”,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需要蝙蝠糞。

            但事實是,土壤養分已經從其自然狀態中耗盡。通常在森林轉為農業后的最初幾年,土壤中儲存的足夠多的養分可以提高作物產量。“這大約只能持續二十年,”馬克思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因為英格蘭東部各縣的大片土地被清理;由于缺乏對腐殖質與土壤成分之間關系的正確理解,人們一直沒有耕種。”因此,農民通常只是“熱情”地將土壤的肥力恢復到接近原始的水平。此外,鄧肯的觀點忽略了馬克思正在關注由資本積累支配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中如果不能擴張就將導致危機。當遭遇經濟失敗的痛苦后,農民不僅是主觀上希望,同時也在市場的壓力下不得不在每個生產周期中從土壤中索取更多。這意味著,對營養物質的提取和繁榮—蕭條循環所引起的代謝裂痕被納入工業資本主義農業中。該系統的基本邏輯是從經濟體外吸取越來越多的能源投入。唐卡斯特農業大會(Doncaster Agricultural Assembly)很好地捕捉到了這一點,這個大會于1828年宣布“一噸德國骨粉可以少進口十噸德國玉米。”

            現實情況是,英國在1847-50年間進口了88,540噸蝙蝠糞,1868-71年進口了209,460噸,顯示出這種天然肥料施用強度的快速增長,遠遠超過了農業的增長速度。骨頭和油籽餅也是如此,其進口量也增加了相似的比例。這是從土壤中大量提取養分所催生出來的。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古德(Good)在1866年宣布:“我們已經在全球搜尋骨頭原料”和蝙蝠糞。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很難理解支撐施奈德和麥克邁克爾批駁馬克思的依據:“英國高耕農業是一種復雜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形式。”我們看到的是,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一個需要大量肥料和來自國外原料投入的系統,其投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農業生產率。即使在高耕農業的鼎盛時期,它也需要大規模進口小麥(民眾的主要食物),并且進口量也在不斷增加。處于“黃金時代”的英國農業越來越多地側重肉類生產。

            對于馬克思來說,新的糧食生產體制是工業化的,因為它嚴重依賴科學在農業中的應用(具體來說是地質學,化學和生理學),大量使用能源投入、工廠化生產,以及勞動和自然的簡化,分工的退化。同時,機械的運用也越來越廣泛,機器最初由農場動物而非化石燃料提供動力,后來蒸汽機在農業生產中也已經逐漸使用了。鄧肯聲稱英國高耕農業是“前工業化”,但將其描述為一種自給自足和良性生態系統是沒有依據的。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馬克思代謝斷裂理論的力量,它抓住了不斷變化的食物體制和生態危機的現實情況。正如邁克爾-卡羅蘭在“食品與農業社會學”中所論述的那樣,“食物系統的生態足跡”的理論關鍵是馬克思的“代謝斷裂論”。切斷人們和土地的聯系導致土壤養分循環受到嚴重破壞,農村養分過少,城市中養分過多,這往往以污水形式呈現......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按照生態限制改良農業實踐以修復斷裂嗎?不!這樣的解決方案只會通過人工肥料加劇斷裂。它可能在短期內緩解了某些緊張局勢,但不能解決斷裂的根源——即以無視生態限制的方式生產糧食。

            因此,馬克思對十九世紀中期工業英國新的糧食生產體制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辯證邏輯。通過考察食物營養素攝入所涉及的條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工業資本主義制度糧食生產的問題、土壤的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異化所導致的社會新陳代謝的紊亂。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資本主義生產......只發展技術和社會生產過程中組織的等級,而同時損害了所有財富的原始來源——土壤和工人。”

            完

            文章來源:Monthly Review

            原標題:作為食物理論家的馬克思(Marx as a Food Theo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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