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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忠武:釣運與我·我與釣運——臺灣清華大學圖書館對老保釣龔忠武的訪談錄

          龔忠武 · 2020-03-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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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20年是保釣運動五十周年,大陸為了配合紀念國慶七十周年,曾于2019年9月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五十周年紀念會。這是提早了一年,不符合一般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慣例,故此文特發表于2020年作為正式紀念,以還歷史塬貌而正史實。

          釣運與我·我與釣運——臺灣清華大學圖書館對老 保釣龔忠武的訪談錄

          ——紀念保釣運動50周年

            【受訪者按:今年2020年是保釣運動五十周年,大陸 為了配合紀念國慶七十周年,曾于2019年9月在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五十周年紀念會。這是提早了一年, 不符合一般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慣例,故此文特發表于 2020年作為正式紀念,以還歷史塬貌而正史實。】

            訪談日期:2009年5月6日 下午3點

            受訪人:老保釣龔忠武

            訪談地點:清華大學圖書館8樓團體室A

            訪談人員:謝小芩館長、李雅雯、蔡虹音

            開場白

            謝館長(以下簡稱謝):歡迎龔先生來到清華,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想請教龔先生,當時你是在劍橋,你是怎么參加釣運的。

            龔:很榮幸,今天能夠受邀來到貴校接受採訪。好的,那就先談談我是怎樣在劍橋參加釣運的。這要從釣運前夕,也就是1968、69、70這幾年談起,講一下我參加釣運的背景。

            我們波士頓、劍橋的留學生有一個小圈子,主要是由來自臺港關心國事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的研究生組成的。哈佛物理系的研究生廖約克(來自香港)挑頭搞了個讀書會,成員有來自香港的廖約克、甄仕坤、余珍珠,來自馬來西亞的陳達懷,來自臺灣的戴永生、祝開景、蘇永波(臺籍)、楊更強(在波士頓工作)和我等。當時釣運前夕,我的社交圈子仍然是以臺灣來的留學生、訪問學人為主,同香港的同學平時不大來往,讀書會把我同他們聯在一起了。

            波士頓是美國的學術重地,文化歷史古城,人文氣息濃厚,所以不少臺灣的達官顯宦、富商名流的子弟都聚集在這裡,例如黃少谷的兒子黃任中(當時在波士頓市政府任職,定期到我在哈佛成立的圍棋社下棋,成了棋友,為人十分豪爽大度;余英時也是棋迷常客,圍棋高手,棋力與與臺灣已故高手沈君山在一二子之間),再通過他的引介認識了住在波士頓的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和陳香梅的女兒、任顯群的女兒任治平(原配章筠倩女、非顧正秋女)等的官二代、富二代。

            同時交往的還有不少來自臺灣學界的訪問學人,如郭廷以、陳文石、文崇一、趙中孚、孫同勛、謝清俊、詹春柏等。當然還有在哈佛執教的余英時、葉嘉瑩(兩人都是在1966年來哈佛執教)、梅貽琦之子梅祖麟(當時的夫人陳幼石教授)等。這都是釣運之前的情況,所以還沒有以政治劃線。釣運之后,中美關系正常化,又結識了來自大陸的龍繩德(龍云的第五子)等,他在哈佛廣場旁邊開了家「燕京餐館」。他的夫人全如向,擔任我的指導教授施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文老師。

            如果沒有釣運,我的一生可能就在這個圈子里轉悠了。但世事多變,劍橋的讀書會兆示時代變化的信息。這個讀書會,是個思想相當進步的小團體,定期集會,輪流做學術報告。我們是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系統地學習了中國近現代史,中共的歷史、新中國的歷史,研讀在臺灣被列為禁書的叁四十年代的進步文學著作,特別是魯迅的著作。這可都是我和另一個成員余珍珠(哈佛比較文學系)的專業範圍,而其他成員都是搞理工的,竟然也都學習起中國的歷史、文學來了,真是難為他們了,從而也掀起了中國的歷史熱,其他校園如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等也有類似情況。我打心底佩服他們,所以就引為志同道合的知音了。

            這是(也即1969至1971這叁年)我人生中重要的過渡時期,一只腳站在源自臺灣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的舊時代,另只腳站在萌發于劍橋的風光無限的新時代,而且正在從舊時代向新時代過渡。

            一般來說,香港的研究生,由于被國府視為「化為」,管不了他們,所以他們敢想敢講,沒有顧忌;而我們臺灣的留學生則不然,瞻前顧后,謹言慎行,稍有不慎,唯恐「隔墻有耳」,為學業和事業帶來不測的之禍。

            回到改變我人生方向的釣運,釣運這把火的火種,最初是在臺灣點起來的,王曉波(筆名茅漢)、王順最早在1970年11月在臺灣的《中華雜誌》(8卷10期)上發表了相當于釣運檄文的《保衛釣魚臺》。這篇文章由胡秋塬(《中華雜誌》創辦人)的兒子胡卜凱在普林士頓大學傳發,再傳到紐約哥大的董慶圓、董敘霖、楊貴平、徐守騰等,于是開始引起了美東臺港留學生對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的注意。就全美而言,這個消息很快在林孝信的《科學月刊》、張系國的《大風雜誌》等刊物上刊發傳播,于是保釣運動的火種,就在美國各大學的校園迅速燃燒起來了,而且越燒越旺,成燎塬之勢。

            剛才說過,我們波士頓一帶的華人社區,除了我們讀書會這個小圈圈之外,相對而言,十分保守,對于敏感的政治問題,一般反應較慢,后知后覺。除了有人管著,隔墻有耳,我是說國府的波士頓總領事館在此坐鎮,還有親國民黨的學生如馬英九(哈佛法學院研究生)、邵玉銘(塔夫茨Tufts大學佛萊契爾Fletcher外交學院研究生)等,以及國民黨潛伏各校的職業學生暗中監控留學生的言行。此外,這里云集的臺港達官貴人、富商名流的子弟,是個愛惜羽毛的既得利益的小圈圈,當然不會為天下先。

            但是,這把火畢竟還是通過廖約克的讀書會在人文薈萃的劍橋燃燒起來了。1971年1月28日正式在哈佛的洛厄爾大教室Lowell Lecture Hall舉行了「波士頓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的成立大會,公推我為大會的主席。因為我是臺灣來的,是臺灣《大學雜誌》的作者,當時在臺灣有點文名,或許大會籌備會的香港同學認為我會起點號召作用吧。個人當時認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事比天大,怎么能袖手旁觀,所以激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激情,就跳出來了,就這樣走上了火線,沖上了第一線,那還顧得上由此帶來的嚴重后果。

            事后回想起來,對我個人來講,這個冒進的愛國行動有兩層意義,一層是眼前的,短期間的;就是我同國民黨分手了,因為我當時還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黨員(1960年在臺中成功嶺接受預備軍官訓練時被指導員動員的),參加了黨的小組會,甚至還輪流當過小組長(這個小組會實際上只是個形式,一點不起作用)。其次是我這個人,一向不參與政治活動,是一個典型的書蟲,只曉得念書,做研究,平時寫些雜文時論政論,政治的事從不過問。這下可好,竟然成了一個公開的、向國民黨、國府挑戰的公眾集會的主席,成了國民黨眼中的叛徒,后來還被扣上中共海外的「文化匪特」的大帽子。

            另一層是長遠的,長期的,打亂了我當初來哈佛做個學者的初衷,因而把我的人生帶上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不確定的人生之路! 這是當時完全沒有料到的。

            換句話說,此后我將走自己的路,必須重新決定我的治學方向;意味著將失掉豐厚的哈佛燕京獎學金,意味著批判揚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背叛哈佛學派,批判自由主義,轉向同情中共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就個人而言,這不啻是一次人生的革命,人生的轉折點!

            這裡,順便強調一點,我在整個釣運期間,幾乎完全是只做動口、動筆的事,從來沒有參加過組織示威游行這類實際的活動。我沒有這方面的細胞,也沒有這方面的興趣。所以,這方面的貢獻幾乎是空白,交了一張白卷。

            我的故事

            謝:老保釣走上保釣之路,都有自己的故事,你走上這一步,肯定也有自己的故事吧,不是請你出頭你就出頭這么簡單吧;特別是,你是搞歷史專業的,想該不是一時的沖動吧;能不能講一下你的歷史專業同你走上保釣之路的關系,這肯定同搞理工專業的人很不同吧。

            龔:不錯,每個老保釣參加釣運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也不例外。我是搞中國近現代史的,我參加釣運的確同我的專業背景具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雖是不自自覺的,但的確在起作用。可以想到的,有下列四點:

            一是我的故事要從我大四,也就是從1960年談起,然后一直到留學美國,也就是到1970年釣運前夕為止,我是個不很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現代化,思考的是整個中國現代化的大問題,不是臺灣這個小島所濃縮的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在我們歷史系,很多同學都搞近現代以前的歷史,例如我的學長李敖,很少搞中國近現代史的,塬因么一是史料難找,二是非常敏感,很容易搞出政治問題。

            但我認為,學歷史的人,就像個醫生一樣,像個社會醫生,要找出中國近現代積貧積弱、挨打挨餓的深刻的歷史文化塬因,所以絕不能埋在故紙堆里做死學問。所以要做活的學問,要關注和研究切近中國現實的問題,所以就選擇了中國近現代史作為自己終生的研究領域。

            最活、最現實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問題,莫過于國共兩黨的斗爭和中國的現代化等問題。當時我同大多數老保釣一樣,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民族自由主義者,因為當時的臺灣只有這一種主流思想,新儒家不是主流。因此,當時我在臺灣的《大學雜誌》、《思與言》上發表的文章,也都是從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個人主義的觀點立論的。

            其次是,在做臺大歷史系研究生期間(1962-66),沿著這個思路,曾經有幸從事兩個學術活動,對我的思想在下意識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不自覺;一個是在1962年,經我的指導教授吳相湘介紹,到當時由陶希圣主持、蔣君章任主編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打工。其間,我負責編輯上編「革命源流與革命運動」中的「 革命起源」與「革命倡導與民國建元」等章節,因而有機會到臺中的國史館翻閱收集資料,看到了大量夢寐以求的許多珍貴的塬始史料,特別是清末民初的期刊雜志;從而通過第一手塬始檔案而不是從第二手的書本中,了解了中國自明末清初到民國北伐叁百多年的中國前近代和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的來龍去脈。我也利用這些史料,寫了我臺大歷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及其分析》,后來也用它來申請哈佛的獎學金。

            其叁是,大概在1964年左右,經陶希圣的推薦和批準,讓我替一位來臺灣做研究的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的教授沃倫·科恩Warren Cohen擔任翻譯,到碧潭國防部保密局的檔案室去查看在臺北中央圖書館和臺中國史館都看不到的有關中共歷史的絕密資料。這可是在當時的臺灣犯有「輕則坐牢、重則殺頭」之罪的禁區;所以要感謝陶希圣,感謝在他的政治的庇護下,居然讓我這個臺大研究生,以學術研究的名義,看到了國共斗爭和中共發展的第一手史料,讓我獲得了關于在臺灣被稱為「共匪」的造反的歷史;從而對國共兩黨的斗爭,國共兩黨的理論、政策的對比,有了初步的印象,形成了自己的判斷。這在我心里造成的強烈震撼,怎么形容都不會過分的。

            這兩個讓我有幸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學術經驗,為我打下了扎實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史料基礎;并使我在下意識里不自覺地逐漸對中國近現代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社會的走向,有了自己的了解和判斷,從而也埋下了釣運前夕,背叛國民黨和哈佛學派的伏因。這是我同理工的老保釣走上釣運之路判然有別的專業背景。

            最后是,1966年到了哈佛之后到釣運前夕也即我在取得哈佛博士生資格的叁年里(1966-1969),特別是1968年準備博士生資格口試長達一年的自修reading period時間里,充分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懷德納總圖書館Widener Library、拉蒙特圖書館Lamont Library海量的中英文藏書,閱讀了大量關于中國近現代史、西方近現代思想史的中英文書籍專論,接觸到各家各說,包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從中學到了生產力論、階級分析、帝國主義、人民群眾、造反有理等與國民黨意識形態以及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理論,從而使我的視野大開,也為我的歷史研究裝備了銳利的工具武器。于是,我的思想開始逐漸從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哈佛學派中解放出來,自由主義思想開始有所松動,轉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式的自由主義左翼的思想路徑。

            形象地說,這時我像個社會醫生,終于讓我觸摸到了中國社會脈搏的跳動,找到了自以為有效的醫治中國社會痼疾的藥方,也即前述問題的初步答案:就是國民黨的統治意識形態,不論是孫中山塬版的叁民主義,還是蔣介石修正版的叁民主義,或胡適的買辦自由主義,都將把中國引向死胡同,都無法實現近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國家民族的終極目標:使中國不挨餓、不挨打、不挨罵;使國家民族,獨立、自信、自尊、強大;使人民富足安康。

            所以,在釣運前夕,我既具備了扎實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檔案基礎,又有了思想理論上的素養,所以可以站在客觀歷史和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形成了自己一套關于中國近現代史、一種可視為中國自由主義左翼的一家之言;但不敢說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毛澤東主義的信徒,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對我這個游學海外的學子來說,除了立場同其相近外,理論學養上,那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更高的思想境界。

            簡言之,這時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使我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體制、執政資格和能力,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打了個大大的問號;早已在下意識里埋下了背叛國民黨、反對國府、批判哈佛學派的伏因,只是時機未到,一直隱而未發。

            釣運只是個導火線,心里潛藏的這種源自專業背景形成的不滿和懷疑,一下子全都從釣運這個火山口噴發出來了。 所以我的反蔣反國府、反自由主義,完全不是從私人、個人的一己之私出發的;如果是從私利出發,哈佛的金招牌會更有功利實效價值;更不是情緒性的,而是理性的,是有學理依據的,是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上,走上釣運火線的。

            這就是我走上釣運的故事,同其他搞理工專業的老保釣的故事肯定是不一樣的吧!?

            海外華人走自己愛國主義的路

            謝:你的故事果然與眾不同,很有特點。那么,作為一個老保釣,又是搞近現代歷史專業的,那你是怎樣看待1970年代釣運的,怎么給釣運定性的,也就是請你簡單講一下釣運的歷史意義、時代意義。

            龔:好吧,那我就站在時代的高度,從歷史的觀點,講講個人對釣運的看法吧。

            一般的印象是,保釣不就是那個時候,臺港的留美學生,為了維護釣魚臺列嶼的主權,不讓美日拿去,所發動的一場臺港和海外留學生的愛國運動嗎?沒錯,那是釣運初期,只是釣運的一個方面,是狹義的釣運。

            不過,40年后的今天再回過頭來看釣運,我認為釣運,放在當時的歷史和時代的條件下來看,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或者說更深更廣的一個層次,就是釣運還激起海外知識分子和華人的思想和文化運動;釣運的聲聲春雷,震醒了長期冷戰中沉睡的海外華人,使他們重新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不能因為政治立場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切斷同中國歷史文化的血肉聯系;所以決定走自己愛國主義之路,以自己的方式,促進實質上(有別于取消「中華民國」國號的形式上的)的中國統一,并作為中西文明交流的橋梁中介,加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種思想上的覺醒,性質上,相當于海外華人社會的一次「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一詞,在用來表述人類文化文明的變化時,是指在價值、信仰、世界觀、人生觀、歷史觀、政治忠誠等領域發生的重大的飛躍,一種質的變化;例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歐洲近代初期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近代的五四運動、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出的釣運等,都是這種性質的變化。

            中國現代的五四運動可以稱之為「舊的文化革命」,當代海外的釣運則可稱之為「新的文化革命」。兩者有許多共同點;首先就兩者的源起而言,都是日本的侵略激發的學運,然后迅速轉變為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文化思想的運動;所不同的是,舊的五四發生在國內,而新的五四則發生在海外。

            歷史地看,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基本規律,就是每次外國的侵略都引發國人的反思,激發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文化思想運動。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八年抗戰,到文化大革命(南方有抗美援越的越戰、北方有抗俄的珍寶島之戰,到現在中日釣魚島列嶼之爭,莫不如此。

            由此看來,釣運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又在海外激活了這個規律,在當時越戰烽火風云激蕩的國際矛盾的辯證大和解的潮流下,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規律又在我們這一代起作用了,海外華人又同中國的歷史接軌了,又重新恢復同母體社會的血肉聯系了。

            保釣這一代人,很可能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一歷史規律在他們的身上所起的這種作用,但,人,畢竟是時代和歷史文化的產兒,時代是潮流,我們只是點滴飛沫,是擺脫不掉歷史規律和時代精神的制約的。

            這是就影響新舊五四的歷史規律而言,至于為什么說釣運也是一場文化革命呢?理由是:「舊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師,打倒孔家店,徹底批判傳統文化,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和歐俄的馬克思主義;「新五四」當然也拜德賽兩位先生為師,但此外還烙下新的時代印記;質言之,就是除了繼承舊五四運動左翼拜洋人馬克思為師之外,更進而拜中國人自己的毛澤東為師,推崇他為反帝的民族英雄,學習他的思想主義,進而將老保釣在臺灣被灌輸的「民族救星」蔣介石貶為喪權辱國的「國賊」。

            這一褒一貶之間,對在蔣家個人崇拜的愚忠教育下成長的臺灣留美學生的政治認同而言,不啻是變天變道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因為毛澤東早被蔣家「漢賊不兩立」的反共神話教育定性為「禍國殃民」的「匪」、「民族罪人」。所以單就老保釣反蔣、背叛蔣介石版叁民主義的「國民的舊中國」,改而擁毛、認同毛澤東主義的「人民的新中國」而言,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一次貨真價實的革命性飛躍。

            再說吧,放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框架中來看,老保釣通過如饑似渴地學習毛澤東主義,推崇毛為英雄偉人,對恢復自1900年庚子國變以來長期浸淫、耳濡目染,迷戀西方文明,形成「只知有洋不知有漢」、開口一個薩特Jean-Paul Sartre、羅素Bertrand Russell,閉口一個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波珀Karl Popper,膜拜洋人學者思想家為權威的習慣思維;聽的是西洋音樂,看的是好萊塢電影,視洋人的生活品味習慣為時髦習尚,從而早已喪失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海外華人、特別是知識人而言,而今竟自愿地進行自我批判,拜自己的漢人為師,學毛澤東思想,聽革命歌曲,看革命樣板戲,從而形成一次政治忠誠、思想改造的大飛躍!

            單就這這兩點而言,釣運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文化革命!再怎么強調,也不會過甚其辭。不過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遠不及舊的五四文化革命,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海外華人社會此時畢竟只是大陸母體社會延伸的肢體,所以釣統運期間被邊緣化也是在情理之中。

            簡言之,此后至今,在海外文化革命的激勵啟發下,我選擇了走自己的道路,一條從流落異國他鄉的「民國遺民」(法律上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回歸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主流、認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道路,雖然是一條遲來的自新道路。

            于此可見,周恩來總理將1970年代的釣運比作一場新的海外五四運動,是很有見地的,很有預見性的,是有深意的。 所以,我認為,這是釣運對中國近現代史作出的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時代意義的重大貢獻。

            然而,時易世變,1978年鄧小平復出主政后,國家的大針方針驟變,為了全力發展經濟,有求于日本、歐美,向他們取經,以便利用他們的市場經濟經驗和機制;為此目的,只好以政治換經濟,政冷經熱,搞好同日本的關系,因而必須把釣魚島列嶼的主權問題,暫時擱置下來了。鄧果然如毛評價他的那樣,舉重若輕,竟然把這么重大的領土主權問題,用「擱置論」的理由,輕輕地放下了。這的確出乎老保釣的意料之外,但左翼由于已經認同大陸了,只好無語了;大潮流掩蓋小潮流,那小潮流和點滴,只有認命了。

            關于擱置論,除了剛才所說的,鄧出于經濟建設的考量之外,可能還有一層地緣政治的考量。就是鄧可能考量到,由于釣魚島列嶼正卡在日本視為南向的千里生命線上,加上又是位于西方和美國的海權與中國陸權的交接點上,西方海洋文明在西太平洋的前沿線上;一旦中國拿回來了,對于日本來說,不啻是卡住了大和民族的咽喉脖子;對西方和美國來說,也突破了他們海權的前沿防線,第一島鏈,進而第二島鏈。所以,茲事體大,美日不到萬不得已,是絕不會輕易放棄的,何況釣魚島列嶼現在還在他們的手裡;除非你的拳頭比他們的大,中國的海軍、海權強大到足以與美日抗衡,甚至超過他們,碾壓他們,迫使他們放手;否則就是拿回來也是守不住的。

            這種考量,在中國歷史上也可以找到佐證的。就是聯想到北宋初年高祖趙匡胤、太宗趙匡義的事來了,他們無日不想要從遼人的手里收回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但經過幾次兵敗之后,太宗甚至有一次幾乎兵敗喪命。這使他們終于醒悟過來,力不如人,就是拿回來了,也守不住,也無法抵擋遼人的金戈鐵馬。所以最終只好選擇放棄了,套句鄧的話說,就是「暫時擱置起來」等后代去解決。后來終于等到明太祖、明成祖時就真的解決了,但那已是叁四百年以后的事了。

            而且,環顧當今世界大勢,我們不是仍然生活在美國以十一艘核航母為基礎形成的「堅船利炮」的強大海權的陰影之下嗎?所以,「暫時擱置論」,有其時代背景,實逼處此,不得不然,待搞好經濟、充實國力之后再謀良策。也于此可見,當今中國全力建設海軍、海權,對于取消「擱置論」是勢在必行,也是維護海疆權益和統一中國的必由之路。

            除了釣魚臺主權問題被擱置之外,海外華人社會的「文化革命」當然也隨之被全面否定,甚至還被國內鄧派的某些過激人士上綱上線,將言行偏左的少數毛派老保釣戴上「海外四人幫余孽」的政治大帽子;可見左翼老保釣處境之嚴峻。海外的「文化革命」因此曇花一現,迅即走人歷史,成為老保釣另一項「壯志未酬」的愛國事業,一種無言的遺憾!

            我與釣運

            謝:你是釣運的文宣方面的一隻大筆桿子,請大概講一下你在這方面作了什么你認為值得一提的貢獻。

            龔:上面主要談的是「釣運與我」,就是我被動地加入釣運。下面要講的是「我與釣運」;也就是說我加入釣運后,以自己之所長,主動地推動釣運。既然是搞文史的,弄筆桿子的,當然是在文宣領域做出貢獻了。這段期間,的確寫了不少文章,估計有不下一二十篇吧,現在都已經收進文集出版了。

            個人認為,其中的確有幾篇發出時代的強音,對釣運群眾起過喚醒鼓動的作用,吹鼓手的作用。例如1971年8月1日出版的《群報》的發刊詞,《向偉大的釣運致敬》,是我主的稿。72年5月13日美國正式將釣魚臺列嶼的行政管理權移交日本時,為了配合示威游行的群眾運動,我在《群報》發表題名《壯麗河山豈容美日私相授受――寫在五一叁大游行前夕》的社論,譴責美日的骯臟的勾當。這兩篇文章都收在《春雷聲聲》裡了。此外,還寫了《世界的新紀元》(71年11月1日)、《全力推動偉大的中國統一運動》(71年12月1日)、《熱烈歡唿祖國的外交大躍進》(72年3月16日)等一系列煽情鼓動性的文章。

            除了文章之外,也作了一些演講。例如在1971年8月初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上,我作了《中共之外交政策》的報告;同年9月初在安娜堡的國是大會上,我作了《中共建國簡史》的報告。這兩篇演講稿,其實不過是我自我改造學習性質的讀書報告。

            之所以說是自我改造學習性質,因為老保釣在臺灣受的是國民黨版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歷史;到了哈佛,又受了費正清學派的說教。這兩種歷史觀,在釣運前夕和初期,我都覺得很有問題,與時代不符,同時代脫節了;所以通過自我批判學習中共的史觀,中共和新中國的歷史。

            因為是學習性質的,這兩篇講稿,十分粗糙,所以都沒有在雜誌上發表過。但卻有幸被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所辦的學生刊物《安娜堡國是大會評論特刊》(1971年9月)和海外版的《中央日報》刊出的一篇題名《安娜堡的丑劇――留學生揭露所謂「國是會議」的騙局》的文章(1971年10月第叁版),作為重點批判對象,成了國民黨的箭靶子了。

            以上是自我學習改造式的講稿,再就是發表我個人研究心得的講稿。1974年5月4日紐約保釣朋友在哥大舉辦五四運動55周年紀念會,大會邀請了何炳棣、胡昌度和我叁人主講,何先生講的是《從救亡圖存到民族復興》,胡先生講的是《五四運動與教育革命》,我講的是《留美學生中的新自由主義》。很受聽眾歡迎,特別是耶魯大學的保釣朋友認為很受啟發,還在會后特別邀請我到新港New Haven同他們(鄭培凱、劉鐵柱、陳光宇等)交流。那時我人還在劍橋,還沒有到聯合國工作。也就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有幸見到心儀的何炳棣教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所以無緣親聆教誨);同時經袁旂介紹,認識了老前輩王浩教授和繆云臺老先生。后來他們都成了我的忘年交,亦師亦友。

            特別是繆老,1979年6月回國定居前,幾乎每個週末都邀約我們夫婦兩人到他在第一大道74街的公寓一起晚餐,閒聊他過去政壇儒林的往事逸聞,以及他同學界的胡適、梅貽琦,同政界的孫科、張君勵、宋子文、蔣廷黻等在紐約交往的故事軼聞,深受教益。還暢論時政、國事、天下事。

            1979年鄧小平來美訪問(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他受邀到華府參加歡迎鄧小平的國宴,行前特別邀我到他的公寓讓我替他草擬了一份相當于「上書」的稿子(他口述要點,我草擬成文),準備呈給鄧公。在上書中,繆老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太平洋大家庭」這樣大膽的前瞻設想,后來也以各種形式成為事實了。例如1989年成立的包括中國在內的21個成員國組成的跨太平洋的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就是這個概念具體化的實例。真是讓我大開眼界,看到了前輩高瞻遠矚的卓識和風采!

            但是,最值得自豪的,在我記憶裡留下永難磨滅印象的一件釣運期間的重大活動,就是1976年這一年內,我有幸以《美洲華僑日報》論壇版主編的身份,被推為主編,以「美東各界聯合籌備會」的名義,分別主編了兩本特刊,一本是《周恩來總理追悼會專刊》(1976年1月18日),一本是《毛澤東主席追悼會專刊》(1976年9月19日)。

            這大概是我一生中主持過的最有歷史意義、規模最大的編輯工作了。參與編輯部工作的人多達二叁十人,分擔收集資料、選稿、打字、校對、印刷、分派等工作,工作量相當的大,而且時間緊迫,必須盡快出版。

            參加編輯部工作的乃是集紐約的一時之秀,例如畫家夏陽、秦松,現在香港的大導徐克(當時叫徐文光)等,都參加進來,所以編務進展得非常順利,內容豐富充實。工作採取輪班制,有的人甚至工作到次日凌晨,都是義務的,分文不取;但是大家的熱情仍然非常之高,因為他們都以能夠參加編輯這兩位中國現代偉人逝世的紀念特刊為榮,那還斤斤計較什么物質酬報。

            此外,也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曾經擔任聶華桐、謝定裕、袁旂、錢致榕、潘毓剛等創辦的「科技教育學會」Education And Science Society(簡稱ESS)的《科技導報》通訊的主編,但時間不長,因為后來(1984)《導報》搬到大陸出版了。其間,還曾協助該會在紐約舉辦關于叁峽大壩的論證會,會后他們并將與會專家的講稿匯集成冊,提交國務院有關部門參考。

            這段時間,我還利用公余之暇,擔任紐約華埠周彼人主持的《華報週報》的主編,編了兩年(1976-77年),徐克負責排版工作。他是個夜貓子,總是深夜才來上班,一直編到凌晨才回去。此外,還主編過紐約僑社的愛國報紙《美洲華僑日報》的論壇版,以及同布朗大學的謝定裕等合編過《新境界》。

            現在成為紐約僑社華文大報之一的《僑報》(另有《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我也是創辦人之一,是創始股東。創刊前半年為周報,我擔任總編輯;后改為日報,則改任「論壇版」主編。它的發刊詞《我們同在一條船上》(1990年5月1日)是我主的稿。不過這是后話了,那是1990年的事了。這篇發刊詞深受當時《中報》的老板傅朝樞的欣賞,特邀我到他下榻的旅館約談,但因立場觀點不同,不歡而散。

            就地報國,當了國際公務員

            謝:順便插問個問題,你們當初是出于什么動機放棄專業,去聯合國工作的。這個決心肯定不容易下吧!

            龔:一點不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想最重要的動機就是大家都是出于書生報國的念頭去的。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來得太快,快到其他條件無法配套,例如口譯、筆譯就派不出人,可這確是中國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大國和為聯合國六種語文(英、法、西、中、俄、阿)中的中文,提供的主要服務之一,因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是玩真的,不是像國府當年那樣不過是美國在聯合國的一個傀儡,有名無實,充充門面而已。所以口譯、筆譯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同國民黨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但這時正在搞文革,英語人才全在牛棚裡接受勞動改造,還沒有解放出來。怎么辦?周總理急中生智,就想到了海外的保釣積極分子,這些人不是要求回國參加國家建設麼,現在國內的條件還不具備,何不就讓他們救急,到聯合國來當口譯、筆譯,就地報國。這的確是個一舉兩得的好主意,既滿足了老保釣報國的心愿,又解決了國內派不出人的困境。

            所以,就讓1971年那個五人特邀團(或零團)裡的李我焱和陳治利兩人把周總理這個決定帶回美國,李負責美東的徵召,陳負責美西的徵召。我們就是這樣去報考筆譯、口譯了,就這樣進入聯合國了。

            順便插入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插曲,李、陳負責在老保釣中提名,官方從中挑選約談。在約談時,我說我是一個歷史學者脫離了學術界會影響我的研究寫作,委婉辭謝;但那位官員(姑隱其名)說,你是個筆桿子,英中的翻譯工作對你是順手的事,難不倒你,你會有很多業余時間從事研究寫作的,不會太妨礙你的專業興趣的。聽起來很有理,所以就接受征召,去聯合國報名應考了。

            我一向淡泊名利,對于教授、講座的頭銜,一向看得很淡;在我的眼里,只是張吃飯的飯票,是個職業,如此而已。如果不具備經得起時代和專業要求考驗的學術成就,名不副實,那只是個虛名虛榮,根本不值得追求珍惜。所以當不當教授,不是我做這次決定的重要考量因素。

            但是因此產生了一個沒有料到的后果,就是由于不在學術界,不是正式的教授學者了,我此后所發表的一家之言的研究心得、觀點,例如叁不(不挨打、不挨餓、不挨罵)四求(求存、求強、求富、求文的近代化四部曲)、「中國歷史渦旋論、波動論」等觀點雖常被引用,但大多都不說出作者出處,李敖除外;尤有甚者,竟「盜用版權」據為己有,干脆當成自己的觀點了。對于這種有違學術常規的「非君子」的行為,只好一笑置之了。

            體制外的業余歷史學者

            謝:對不起,打斷了,請接著講講你其間作為釣運一支筆桿子的故事吧。

            龔:那就再講一件事吧。它同保釣沒有直接關系,但卻是由釣運間接促成的。我的美國同學和他們的反戰戰友,例如哈佛的佩克James Peck、倪志強Victor Nee(華裔)、莫雷爾James Morrell、利文斯頓Jon Livingston、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學的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華盛頓大學的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等一批美國反戰的積極分子,認為導致越戰的重要塬因之一,就是以費正清哈佛學派為首的中國學學者,通過他們的著作和建言,向美國政府提供了關于中國和東亞錯誤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從而嚴重誤導了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和美國公眾。

            所以他們在1968年3月利用亞洲學會年會之際,將越南問題核心小組(Vietnam Caucus)擴大成為「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以便長期推動對亞洲研究和中國學的批判。同時一方面糾集全美各校的反戰學者戰友,出版了CCAS 學報,作為他們反戰的言論園地;其目的在向舊中國學造反,從理論上系統地批判以費正清哈佛學派為主導思想的「現代化理論」,并建立同情共產中國的進步的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 Left的新解釋體系。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的哈佛同學佩克和倪志偉于1971年1月15日,決定共同主編一本名為《中國的不斷革命,1840 至今》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的專論集,由紐約一家有名的潘西恩書局(Pantheon Books)所屬的蘭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出版。他們邀請我加入寫作班子,我當即欣然接受。

            我被指定負責撰寫其中的一章,《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文化革命—1840年至今》Cultur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From 1840 to the Present。目的在從鴉片戰爭到文革這一百多年來(1840-1969)中國近代文化思想變化也即歷次文化革命的這個側面,追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深層歷史和思想塬因。兩年半后交稿(1973年中)。

            為了寫好這篇文章,在這個非常時期,不得不采取斷然的非常之舉,暫時把博士論文放在一邊,全力以赴了。前后花了差不多叁年多的時間,也就是相當于一般寫博士論文所需的時間完成稿子交差,該書也終于在1975年初,也就是在我進入聯合國服務的一年,這本書正式出版了。這是一篇大文章,共有一百多印刷頁(打字頁長達350多頁),是博士論文的長度。所以,實際上我在哈佛寫了兩本論文,一本是這篇文章,另一本是1981年提交的博士論文,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Chang Chih Tung And The Ch’ing Restoration,  1863-1881,《儒臣張之洞的崛起和清朝的中興,1863-1881》(指導教授:費正清、施華慈、菲利普·庫恩Philip A. Kuhn)。

            而且通過撰寫這篇關于文化革命的文章和博士論文,我不但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還在學術上取得了方法學上的突破,將我在哈佛從費正清、施華慈那里學到的韋伯的理性超階級分析法,我自己自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性階級分析法,加上我從中國傳統教育學到的儒家仁性等級敘述法,再加上在釣運期間學到的毛澤東主義的反帝民族主義和人民中心史觀,熔為一爐,形成我的一家之言,而且是建立在堅實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礎之上。因此,就我的治學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歸本溯源,還得歸功于釣運,為我提供了動力,擴大了思想視野,確定了立場和方向。

            在該書出版的1975年,文革和越戰雖近尾聲但還未結束,毛主席也還健在,所以這本書成了暢銷書,在出版界成為熱點。書評家對我那篇文章也有佳評,特別是著名的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的主編,保羅· 斯維齊(Paul Sweezy)和 《翻身》 作者韓丁(William Hinton)都給予高度評價。這使我感到我這兩叁年(1971-74)的心血沒有白費,很感滿足安慰,延遲提交博士論文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遺憾的是,鄧上臺后全面否定文革,使我們的這本書連帶其中我的文章,由熱變冷,束諸高閣,成了我的黑材料。

            講到這裡,順便提一下我的老師們對我參加釣運活動的反應。費正清、史華慈、余英時當然知道我在不務正業,將寫論文的心思和時間都用到釣運上去了,所以費正清曾經多次用書面勸我、甚至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當面提醒我得專心寫論文,催我趕交論文;但是我已經是射出去的箭收不回來了,欲罷不能了。

            再就是,由于這幾年——確切地說,就是從1972到1974——在我把全副精神都投到撰寫這篇文章裡頭的這段時間里,釣統運的活動當然很少參加了;而這時的老保釣卻活動不斷,一個團接著一個團地回國訪問參觀,我反而銷聲匿跡了,當然引起了一些保釣朋友的懷疑甚至猜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以致引起了誤解,打我的報告,告我的狀。

            1974年底,我把文革的稿子定稿了。也就在這一年的年中我應邀報考聯合國,順利通過筆試口試,1975年2月初正式從劍橋搬到紐約,進入聯合國中文處工作,從此脫離了學術界,成為一名國際公務員,一個體制外的業余歷史學者。這是我一生中又一個轉捩點。

            謝:好的。上面你已經把1970年代時「釣運與你,你與釣運」的關係講得很全面、很透徹了。不過,你這個來自臺灣的中國學生竟然造老師費正清的反,這很難使人理解。哈佛的門很窄,多少人不得其門而入,而你已經擠進去了,卻要造反,背叛師門。保釣和學術研究應該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還是可以留在學術界從事教學和研究的,許多老保釣不也是這樣的嗎。

            龔:是的,的確很不容易。妳講的情況,適用于搞與政治、世事無關的理工專業,對搞文史的、特別是像我這樣搞非常敏感的中國近現代史的人,不適用。不過當時我面臨的已經不是我個人的事業和學術研究的問題了,而是作為一個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現在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一個毛派的史觀,已與哈佛學派、臺港海外的買辦自由主義史觀沒有交集,到聯合國這個國際社會,做一個體制外的歷史學者,做我獨家的學術研究,倒不失為一個好的天意的安排。加上我在前面談到的在釣運前夕在下意識里已經對學術界現狀的不滿,所以就脫離學術界,去聯合國工作了。

            當然,還有一個與妳提的問題相關的背景必須說一下,有助于妳知道我的背叛只是順應時代潮流而已;那就是我是在步美國反戰學生的后塵,有樣學樣而已,當時在美國的校園是常態,并不是什么驚世駭俗、大逆不道的行為。

            當時也即在六七十年之交,在美國各校園掀起的一片反戰浪潮下,批判老師在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事。例如就在哈佛,我的美國反戰室友、同學,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哈佛同學,在哈佛校刊Crimson Journal上,在學術年會上,都對費正清大聲說,你錯了;指責哈佛學派,「將美國的中國政策、東亞政策,導入歧途,以致才會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為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種造反的氛圍,在當時美國的校園和學界,已成為一股風氣潮流,我只是這股潮流中的點滴而已。

            這些同學造費正清地反,使我思想上、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撼。當然,這時大陸文革的基調之一也是高唱「造反有理」,對我也是一種鼓舞和啟發。何況這時,我已經在哈佛待了叁年多了,已經隱隱約約感到哈佛學派的理論和方法,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是美國中心史觀、西方中心史觀的產物,必須改弦更張,另起一座以中國為中心史觀的新爐灶。

            謝:造費正清的反,離開學術界到聯合國去工作,有過后悔的念頭嗎?可曾想過再回到學術界?

            龔:當時的確七上八下,思前想后,猶豫不決,但最后還是毅然下了決心。所以我寫了一篇《青春無悔》,既然已經踏出了第一步,就應當義無反顧,就要走到底。這也是很多老保釣一致的想法,有的甚至認為,例如釣運的領軍人物之一的袁旂就曾說過,這一生不論事業多么成功,參與保釣,在釣運中沒有缺席,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有意義、最值得自豪的事。我也是這樣看的,我不但獻身釣運,還進入聯合國報效國家;當然比起那些7 0年代初例如我們美國的林盛中、廖秋忠、歐洲的陳家鼐、謝瑩瑩等就毅然回國生根,參加祖國建設的老保釣又自愧不如了。

            不過,是在1973年吧,我同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香港研究生也曾開車到加拿大中國大使館要求回國服務,但被當場擋回來了,理由是現在條件不成熟,等以后再說吧。所以我也是壯志未酬啊! 而且,當時的參贊曉諭我說,以你的文史專業,留在西方比回到國內可以對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他還引述了馮玉祥將軍和宋慶齡早年也曾申請加入共產黨而被中共拒絕,勸他們留在黨外可以做出更大的貢獻的史例,作為印證。(據說還有張學良將軍等)

            至于我是否曾經想過再回到學術界的問題,朋友們也曾私下多次好意地問過這個問題。是的,我曾有過,當我交了博士論文之后,就曾向施華慈提出我要回到學界教書的愿望和請求。他暗示說,我的毛派政治立場恐怕不適合在美國教書,也許還會給我帶來麻煩,但可以考慮介紹我到香港或新加坡去教書。

            另外,國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例如中國社科院、北大、人大,也都曾在二十、二十一一世紀之交的期間,多次邀我去做客座;另外南開的葉嘉瑩、臺灣的王曉波,也曾表示有意邀我合作或任教。但因我已經有了家室,換個生活環境的動作太大。更由于我參加釣運已經虛耗了不少時間,所以必須專心從事研究和寫作,不能再把寶貴的時間花在誤人子弟和人事的應酬上,所以都一一婉辭了,因此也就沒有再回到學術界的想法了,而是老老實實做個體制外的業余歷史學者,走我自己的學術研究的獨木橋。

            美臺白色恐怖的受害人

            謝:最后,順便問個私人問題,保釣期間,你可曾受到國民黨或美國方面的騷擾?

            龔:那是逃不掉的,只是程度的問題。當然,造反,造國民黨的反,哪有不付代價的,有的人還要付出坐牢甚至生命的代價。幸好我沒有碰到這樣悲劇性的遭遇,但1974年我的護照被吊銷了,波士頓國府的總領館派人來訪,講了很多國民黨的好話,還問我有什么要求可以幫忙的,其實就是誘降。當然,此后像很多老保釣一樣,我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做了半年多的無國籍人士。我曾向費正清求助,他也無能為力。這算是輕的,重的說出來,也許令人難以置信。

            1975年我因回不了臺灣,曾計畫到香港同父母親見面。可就在要辦手續之際,幸好得到一個國民黨內部知情的高干親友即時來信告知說,國民黨的特工已經知道我的探親意圖,并計畫屆時將我綁架押回臺灣。所以就當機立斷,取消了香港探親之行;否則,后果不堪設想,起碼逃不了牢獄之災。現在想起來都心有余悸!

            另外,美國方面,其實,我從沒有造過美國的反,壓根就沒有參加過任何美國境內的反戰運動,只是有幾個反戰的美國同學室友而已。然而,美國也饒不了我。先是在我護照被吊銷時,非常巧合的是,美國波士頓的移民局也即時派人上門造訪,問我需要什么幫助,與國民黨波士頓總領館造訪時的目的如出一轍,可見兩者的關系非同一般。

            還有,1974年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職業學生,曾經同我在劍橋同一間公寓住了一年,意在監視我的活動,監聽我的電話訪客(我感覺到了,但奈何他不得)。恰在這個時候,陳鼓應順道來訪,頗使我為難。好在,這個美國職業學生只是防範性的監視,發現我只是個「書呆子」,所以才沒有搞別的迫害行動。

            當然,這樣的白色恐怖經驗不限于我一個人有,所有活躍的老保釣差不多都難以倖免。但是可以自豪地說,我們老保釣,雖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絕沒有一個以此為理由像九十年代大陸的民運人士那樣,以各種荒唐的理由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

            與此相關的是,我的社會生活圈子是愈來愈小了,我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出臺港和美國的中國學學界和一般學術界的主流或體制之外,我同過去的老師和師兄弟們愈來愈沒有共同話題、共同語言了,形同陌路,彼此不再來往了。這是精神上和社會生活上的損失和打擊。

            實地考察大陸的扶貧脫貧情況

            謝:再順便插問個問題,你們這些老保釣進入聯合國后,就我所知,那只是個工作,你們公余的時候并沒有閒著,仍然不忘初衷,走出聯合國,參加僑社各種公益活動,還到大陸發揮余熱,是這樣的嗎?

            龔:是這樣的。釣運走向統運,而統運將是個漫長的過程。統一遙遙無期,不能就這樣耗著閑著,于是老保釣就將釣運精神、釣運余熱,釣運初衷,用海外華人自己的方式,加以發揮闡揚,加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這樣的例子,在老保釣中多得不勝枚舉。就舉幾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吧,例如程君復創辦了「黃河大學」;謝定裕、聶華桐、錢致榕等創辦了「香港科技大學」;楊貴平和董敘霖發起了「滋根基金」;喬龍慶和呂克強發起了「認助中國鄉村教育專案」;以老保釣李黎等為主的「樹華教育基金會」;全美各地紛紛成立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林盛中、夏平生創辦了「臺灣同學會」……等;這些都是老保釣以實際行動,加入和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并以實質性的行動推動中國的統一運動,好讓形式上(拿掉中華民國的招牌)的中國統一水到渠成。

            以上講的是我們老保釣以各自的方式,發揚保釣精神,發揮釣運余熱。我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發揮保釣余熱。

            關于這一點,必須講一下我在這方面發揮釣運余熱的特殊優勢,就是從1991年起,我以《僑報》特約撰述的身份,利用聯合國每兩年一次的回籍假,向國務院申請并獲準前往大陸各地老少邊窮的貧困地區,采訪大陸扶貧脫貧事業的實施情況。

            這段期間(1991-1996),我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北至山東的沂蒙山區、黑龍江的北大荒;正北方至內蒙、寧夏;西至甘肅、青海、新疆(南北疆);中到中塬河南的大別山區,重慶湖北的叁峽,西南至四川、重慶、等地。加上早在1979年以來就已經頻繁地到訪過沿江各省廣東、江蘇、浙江、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旅游參觀。所以自1987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叁十年間,我的足跡,除了西藏、海南、廣西之外,遍及全國。因此,對于各地的民情風俗、發展情況,頗有了解,這一路有時還帶上我的女兒,讓她認識她的根。

            事后都寫成專文,在大陸的《中流》雜志、山東的《僑報》、臺灣的《海峽評論》和美國的《僑報》上發表。后于1990年代分別匯集成書(《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被列為大陸考研政治史綱材料)、《一個書生眼里的國事天下事》)在兩岸出版。

            這幾年的實地考察,讓我親眼目睹祖國目前的發展水平、社會廣大底層的生活水平,彌補了我與祖國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的缺失;更印證了我多年來通過研究反思比較,對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什么道路得出的結論:即西方尤其是美國版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壓根就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廣大的神州大地上,根本沒有讓其生根滋長的氣候土壤。這是孫中山在其遺囑中承認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之所以未能成功的最深層、最根本的物質理由;不管自由主義者編造的唯心理由多么自圓其說,多么天花亂墜,都不過是無根之花,無水之源,最終都逃不過凋謝干枯的悲劇命運。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膜拜他的國民黨信徒,仍然沒有汲取他的慘痛教訓!試看馬英九不是曾經信誓旦旦說,「中國一天不實現民主,中國就一天不能統一」的癡人謬論!還有一些知名的美籍中國自由主義的文史學者高調地說,「中國一天不實行民主自由,我就一天不踏上中國的國土」的夢囈之言!未免自視過高了吧!中國沒有他們,而靠無數愛國的理工學者專家的無私奉獻,不也日益崛起壯大了嗎?而且,如果有了他們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以言亂政,誤國誤民,反倒拖了后腿,延緩了中國崛起壯大的步伐。

            游歷增長見識,中國的史學之父司馬遷,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一生都喜愛游歷名山大川、名勝古跡,所謂行萬里路勝讀十年書,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通過這些對祖國千山萬水的實地參訪參觀,加深了從而進一步認同回歸祖國的歷史文化了,與之融為一體了。

            這些采訪,都是通過僑辦系統的鼎力支持免費進行的,足跡所到之處,有的當時(九十年代)甚至以軍事重地為由還不對外開放(如寧夏、內蒙),沒有這種特殊的禮遇,即使全程自費,也難辦到。所以能夠享受到這樣高規格的禮遇,我是要深深感謝大陸國務院僑辦的。

            結束

            謝:最后,你還有什么意猶未盡,要補充的。

            龔:講得夠長的了,就到這里吧。

            謝:謝謝龔先生。

            龔:謝謝館長,也謝謝雅雯、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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