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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企業機體的癌細泡——“利潤最大化”之謬(二)

          古家林 · 2020-03-1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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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公司制度對私有權利的限制從根本上否定了“利潤最大化”,現代公司制度的出現標志“利潤最大化”的歷史終結。

            寄生企業機體的癌細泡

            ——“利潤最大化”之謬(二)

            古家林

            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私有產權的所有者擁有企業資產的剩余索取權,所以利潤是企業的唯一目標,“利潤最大化”是企業最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這種說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因為這曾經是企業情況的真實寫照。只是這里所說的企業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企業,而是傳統意義上的企業。也就是說,把利潤視為企業唯一目標,致力于利潤最大化的,事實上只是傳統企業,而不是現代企業。

            所謂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筆者這里指的是由個人獨資或二、三個人合伙出資經營的企業。傳統企業的特征,就在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一,與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有明顯的不同。這種區分不是根據企業的社會性質來進行的,而是從歷史的角度對企業自身發展的不同階段的界定。我們把改革前的國有企業定義為傳統企業,僅僅是因為改革前的國有企業實行的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合一”的管理制度,而不是由于企業的公有制性質。因此,如果進行復合分類的話,由個人獨資或二、三個人合伙出資經營的企業就應該稱為傳統私有企業,我們的國有企業則可謂之傳統國有(公有)企業。不過本文現在討論主要是私有企業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有關國有企業的情況這里就不贅述了。

            傳統的私有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企業主既是私有企業的所有者,又是私有企業的經營者。作為所有者,私人企業主具有占有全部企業利潤的權利。但是,私人企業主的自然壽命也只有短短幾十年,能夠賺錢贏利的經濟壽命更短,他們對賺錢贏利的需要往往會超過其短暫的經濟壽命所能完成的業績,于是,在短暫的經濟壽命中賺取更多的錢必然也就成了私人企業主孜孜以求的目標,“利潤最大化”反映了私人企業主的這種心態,它的提出適應了私人企業主的需要。私人企業主作為所有者的這種心理動機,自然而然也就成為私人企業主作為經營者的行動目標,成為私有企業遵循的準則。

            在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以后,情況不同了。企業的經營權交給了職業經理,企業主成了單純的所有者。固然,作為所有者的企業主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一如以往,同時也會要求職業經理和自己保持一致,但是職業經理畢竟不是所有者,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好企業的經營,對利潤的關注肯定會不如企業主。不過,當企業經營紅火,生意興隆時,企業也勢必財源茂盛,利潤豐厚,經營者和所有者很容易保持一致。但是,當企業的經營出現困難,利潤率下降時,或者是為了擴大經營,需要增加銷售費用,有可能減少利潤時,或者是為了開拓市場,采取薄利多銷的營銷策略時,等等,在這樣的一些情況下,經營者能否和所有者總是保持一致就比較難說了,“利潤最大化”越來越成了私人所有者的“單相思”。

            在股份制的公司中,“利潤最大化”的魅力進一步下降,所有者(股東)和經營者之間在對待“利潤”的態度上分歧越來越大。所有者在企業投入的是資本,他們要求投資回報的最大化是十分自然的,經營者就不同了,他們投入企業的并不是貨幣資本,而是智力、是學識、是膽略、是能力,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人力資本。他們需要利益的回報,因為這是他們的智力、學識、膽略、能力培養和提高所必需的,但是他們往往更重視自身價值的實現,看重其智力、學識、膽略、能力展示所獲得的成果。正如管理心理學中激勵理論所認為的那樣,自我實行是最高層次的需要。一般說來,對于公司的經營者這樣的高端人材來說,這才是他們的理想,也是對他們最有效的激勵因素。有了成果,豐厚的報酬唾手可得,公司搞砸了,期望中的名利皆成泡影。因此爭取企業有較好的盈利,以贏得股東的認可,這是他們首先必須考慮的。但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也是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最可能的應是如何使公司具有的長久的贏利能力,而不可能醉心于只考慮眼前不顧及長遠的“利潤最大化”。

            大家知道,股東的投資是公司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的但并非充分的條件。股份公司作為一個企業,不僅僅需要股東的投資,而且還需要工人能提供的勞動力、技術人員所提供的技術服務,管理人員所提供的管理經驗,供應商提供的機器設備、原輔料材料和燃料動力,消費者(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所提供的市場需求。可以說,現代公司實際上是在社會化的分工協作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生產組織,是各種生產要素的“集合”,是一個由若干子集相交而成的“交集”,是聯系各方利益的一個“結點”,因此,公司除了要滿足股東投資回報的要求,還必須充分考慮其它各方面的利益。正是基于協調各方的考慮,現代公司才有了“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一層(管理層)”的制度設計。

            在“三會一層”的制衡機制下,為了保證公司相關各方都能各得其所,實現互利共贏,私人股東再也不能像以往的私人所有者那樣,對自己出資那部分資本享有充分的占有、處分、使用、收益的權利了。關于這個問題,從我們國家所頒布的《公司法》就可以看出來。

            比如占有權。股份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可以用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私人所有者投資股份公司后,就不再具有對所投資本的實際占有權。

            再如處分權。為了保證公司法人財產權的完整,私人所有者不可以從公司直接抽回自己的投資,而只能轉讓自己的股權。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發起人持有的股份在一定期限內不得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股份轉讓也必須受到一定限制。這就是說,公司股東不能像一般私人所有者那樣可以隨心所欲處置自己的財產那樣,去處置自己的股權了。

            還有使用權。股東雖然具有選擇主要經營者、并對公司經營活動進行約束的權力,不過這和私人所有者對個不可同日而語。股東會是股份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必須按照股東會的決議行使職權,董事會的決議則是公司經營活動的依據。股東的個人意見只有被股東會或董事會采納,成為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才能左右公司的經營行為。只是,個人的意見一旦被采納,成為股東會或董事會的決議,這種個人意見就變成了集體的意志,而不再被當成個人的主張。擁有公司財產使用權的是公司法人這個集體組織,而不是股東個人,股東個人作為私人所有者實際上已失去了他的股份所代表的那部分財產的使用權。

            最后說說收益權。股份公司收益的終極所有者是股東,這一點毫無疑問。只是公司在進行紅利分配前,這種收益歸公司所有,任何股東都不能將這些收益直接塞進自己個人的腰包。并且,公司在分配紅利前,必須提取一定比例的法定公積金,以及根據股東會決議提取任意公積金等,用于彌補公司的虧損、擴大公司經營,或者轉為增加公司資本。這和傳統的個人獨資企業中所有收益都歸私人所有者,并任由其自由支配,有著極大的區別。

            現代公司制度對股東私有產權進行了種種限制,這些限制保證了公司這個社會化的生產組織的法人財產權,維護了與公司相關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有力地保證了公司的健康運行。同時這種限制并沒有否定私人所有者對所投資本的終極所有權,相反,私人股東通過讓渡部分私有權利,獲得了社會對他們只承擔與其出資額相當的有限責任的認可,豁免了他們曾經對企業所承擔的無限責任。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這樣的適度限制,不僅緩和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資本之間尖銳矛盾,而且起到了更好地維護股東(私人所有者)利益的作用。大概正由于這個原因,所以馬克思說,股份企業產生,使資本“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冷酷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揚棄。”(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頁)

            雖然股份公司的制度設計體現了各得其所、互利共贏的理念,但私人所有者投資收益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思想并沒有隨著現代公司制度的確立而退出歷史舞臺。不少公司制的企業仍然擺脫不了“利潤最大化”的干擾,它們往往會屈從于私人股東的欲望,或者偷工減料,粗制濫造,成為假冒偽劣產品一個源頭;或者偷稅漏稅,想方設法逃避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或者無意治污減排,隨意處置“三廢(廢氣、廢水、廢渣)”,污染環境;或者人為壓低雇員的工資報酬,拒絕向工人提供應有的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等等:不擇手段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成本,擴大贏利空間。這樣,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也許可以實現,股東們的欲望也能夠得到滿足。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更可能的是,由于與這些措施相關的其他方面的利益收到了損害,企業與相關各方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企業經營的內外部環境惡化,不僅“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實現不了,更為嚴重的,這種追求還很可能會給公司帶來難以預料的生存危機,從而最終損害股東的根本利益。

            當然,公司并非只有這樣一種選擇。相對理智的職業經理也許能夠說服股東在利潤問題上保持克制態度,采取一種謀求合理利潤的方針。為此,公司會采購合格的原輔材料,會生產或提供用戶滿意的產品和服務,會積極履行各項社會義務,會加強污染的防治,會支付雇員應有的報酬,會為工人提供不可缺少的勞動保護和保障……甚而至于,公司會以高于市場價格的價格向供應商采購所需物資,或者會以低于市場價格的價格向采購商提供自己的產品,因為它希望建立長期穩定的供應渠道或銷售渠道。公司也可能向自己的員工提供優于其他企業的工資福利,因為它希望留在這些員工,并調動他們更努力為公司工作積極性。公司還可能在履行社會義務方面作出堪稱模范的表現,因為它希望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這一切都會多多少少影響到公司的利潤,使“利潤最大化”的期望落空。

            但是,與公司相關的其他各方會因為能夠在和公司的合作中得其所得而比較滿意,與公司合作的意愿強化,公司的內外部環境進一步優化,公司就有了延續生存發展下去的良好內外部條件,因而也就可以獲得持久的盈利能力。特別是公司與供應商采購商有著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還可以使包括“搜尋信息費用、協商與決策費用、監督與執行費用”在內的交易費用相對甚至和絕對地下降。公司雇員也可以得到應有的工資福利,并且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和充滿希望的職場前景,這正是每一個公司雇員的希望所在。企業內部的交易費用(管理費用),因為雇主和雇員之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相互關系的和諧,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沖突而得以節約。總之,公司對相關各方利益的關注和調節,明顯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號召力,員工的積極性能夠得到更充分的發揮,這對于公司利潤的增加將會產生難以估量的積極影響。所謂“和氣生財”,說的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如是,公司的短期利潤未必會下降,而公司的長期贏利卻很可能是巨大的。即便公司的短期利潤不如人意,但潛在的長期盈利能力對股東也是比較好的安慰。

            對于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來說,公司短期內利潤的非最大化可能令人失望,會出現有部分人用腳投票的情況,但是也一定會有人因為公司持久的贏利能力而成為公司的新股東。非上市公司的股東同樣會不滿意于公司利潤的非最大化,但是仍然有利可圖的底線,使他們更容易相信企業的職業經理對長期收益的預期。一般說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者還會把贊成票投給經營者,保證企業在既定的軌道上繼續運行下去。因此,公司舍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肯定會受到來自股東的一定壓力,但是公司長期贏利的預期,又使這種壓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而且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這也更符合股東們的根本利益。

            當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人們的思維和行動也不總是一致的。我們審視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企業就會發現,由于長期受一些自由主義的傳統理論影響,人們在口頭上往往會把“利潤最大化”叫得震天響,但在實踐中真正“走火入魔”,一條道走到黑的企業并不多,更多的企業則在“利潤”問題上徘徊不定。比如有的企業,當其利令智昏時,為了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就可能通過向合作伙伴下手擠占他人利益,來擴大自己的利潤空間。但是當他們的不當手段導致和有關方面的矛盾加劇,企業出現危機時,他們就會收斂自己對利潤的貪婪,適時調整,以緩和矛盾。其實很多人都清楚,只有有節制地謀求利潤時,企業各方面的關系才能協調和諧,企業才能健康發展,企業也才能財源滾滾。只是產生在資源短缺基礎上的傳統私有觀念根深蒂固,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忽悠下,人們才會輕易上當,誤入歧途。

            關于“利潤最大化”對企業的危害,其實早就有學者質疑。例如金碚先生的《何去何從——當代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一書的附注中也曾這樣介紹:“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只是經濟學的一個方便的假定。實際上,在現實經濟中,企業未必將利潤最大化作為最主要的目標,尤其是不會將其作為唯一目標。有的學者指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會造成很大的損失,‘為了利潤最大化而盲目追求利潤,將導致自我毀滅的災難。’(參閱查爾斯·漢普登-特納、阿爾方斯·特龍佩納斯《國家競爭力——創造財富的價值體系》,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參見該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頁)

            所以,拋棄“利潤最大化”的傳統思維,在適當滿足股東對利潤的需要的同時,適度遏制股東對利潤的貪婪,協調好和合作伙伴的利益關系,是很多企業取得真正成功的不二法門。據說,美國一家著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就曾這樣說道:

            “對于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企業的永存。在我接管公司以后,我會找到一個較好的結合點。我必須照顧到股東,但是我不會過多討好股東的。”(《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Transaction版導讀,〔美〕阿道夫·A伯利  加德納·C米恩斯著《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商務印書館2005年8月版,第12-13頁)

            筆者剛開始讀到這段話時會感到十分詫異,但仔細一想,不由得不佩服這位首席執行官的高明。這段話雖然說得還比較含蓄,但卻毫不含糊表明了“利潤的最大化”的原則在現代公司制企業的命運,也揭示了現代公司得以健康發展奧秘。

            利潤是個好東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任何一個市場主體都應當努力增加利潤,以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現代公司制企業需要的是利潤的“合理化”,而非利潤的“最大化”。所謂“利潤合理化”,指的是利潤要來得“正當”、取得“適度”。“利潤合理化”的提法,本身就蘊含著爭取盡可能多的利潤的意義,能爭取的利潤都要爭取;但是“利潤最大化”的說法卻沒有利潤必須“合理”的要求,“最大化”的利潤往往是不合理的。公司只謀求“合理化”的利潤,那么股東能夠獲得一定的投資的回報,經營者(職業經理)可以得到該有待遇,普通雇員(包括工人)能夠拿到應得的工資福利,同時,供應商收回足額的貨款,采購商可以向消費者提供可使其滿意的產品或勞務。因此,公司的謀取合理化的利潤,就意味在公司主導的這場相關利益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合理,從而提高了相關各方對公司的滿意度,就使公司永存有了比較好的基礎。公司永存的結果,則是公司贏利能力的長期化,同時也就意味著公司相關各方合理收益的長期化。因此,公司的永續生存事關公司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是公司相關各方的利益所在。這樣,保證公司的永續生存也就成了公司相關各方關注的“焦點”,從而對公司,特別是對公司的控制者產生巨大的壓力,對公司全體員工(包括股東)都有著很強的激勵和約束作用,進而促進公司的健康發展。

            總而言之,公司制企業本質上和“利潤最大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就預示著“利潤最大化”的歷史終結。只是由于現代公司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不可能完全擺脫傳統私有觀念的影響,才使得“利潤最大化”猶如癌細泡在企業機體中得以存在、延續,甚至興風作浪。即便是國有獨資、控股的公司也將難以杜絕這樣的現象。不過,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它終究會被人們所拋棄。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逐漸流行起來的“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約束自私的牟利行為,兼顧各方利益,對利害關系人擔負應有的經濟、文化、教育、環境責任,就反映了這樣的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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