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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抗疫, 中外“緊迫感”為何如此不同?

          姚中秋 · 2020-03-12 ·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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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社會經濟傳統可歸結為“厚生主義”,其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的根本區別在于,社會經濟活動的普遍目的是人群生活改善和生命延續,而不僅僅是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

            【導讀】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各國而言都是一次嚴峻的治理危機考驗。在中國,從官方到民眾都“如臨大敵”,人們一面團結起來不惜代價地緊急抗疫,一方面共同批判和反思此間暴露的官員不作為、信息不透明等問題。但在國外,其他國家大都對犧牲經濟來阻斷疫情的做法更為慎重,也不大像中國這般充滿緊迫感,而一些國家的“佛系”防疫、“躺倒式”抗疫、不顧疫情繼續組織各種集會、把新冠肺炎誤作流感處理等做法,也令不少人驚詫。這種防疫態度和方式上的區別,只是一種偶然,還是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差異?姚中秋先生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傳統可歸結為“厚生主義”,其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制的根本區別在于,社會經濟活動的普遍目的是人群生活改善和生命延續,而不僅僅是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中國也更強調,由一個理應具備高度道德意識的國家領導者群體來作為“厚生主義”的政治保障,因而民眾對政府防疫能力與責任的期待,也比國外更高。他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學習西方工業化之后,又回歸和吸納了厚生主義傳統,致力于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至于“厚生主義”能否在資本主義道路之外,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提供更優選擇,還有待觀察,也值得進一步探索。本文原發表于《文化縱橫》2020年第2期

            厚生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

            尋找優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制,是現代思想、政治之重要潛流。當代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建設就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實踐。這在全球大國中獨一無二,且績效頗為卓越。

            中國何以例外?本文以為,中國獨自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自身有源遠流長的“厚生主義”傳統:自中國文明凝定以來,幾千年來的主流經濟社會體制就是厚生主義,古圣先賢的經世濟民思想也是厚生主義。在此歷史文化約束下,現代中國吸納了西方工業化成就之后,仍堅持厚生主義道路。厚生主義在中國的漫長歷史與其當代成功,表明人類完全可以在資本主義之外建立更為可取的經濟社會體制。

            ▍厚生主義之基本原理

            厚生主義生發于中國文明土壤。我們可用《周易·系辭下》和《尚書·大禹謨》中的語句,探討厚生主義之基本原理。

            第一,“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為厚生主義之信仰依據。

            厚生主義本乎中國人的根本信仰—敬天。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天是在春夏秋冬四時運轉中生生不已的萬物之全體,天地生人,人要生下去,且一代一代地生生不已。人的普遍“天命”首先是生,是改善生命,讓生命向上提升;進一步,是讓生命得以延續,實現代際更新,使人的種群持續存在。因此,不論是個體的經濟活動,還是人際互動而構成的經濟體系,其目的無非是創造條件,讓人的生活持續改善,普遍地生養子孫后代,生生不已。這決定了個體生命的方向,也決定了人間一切活動的目的。

            形成于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只論前者,遺漏了后者,后者實則極為重要。人若不生養后代,種群就會一世而絕。人若不考慮群體的未來,當下世界必然立刻崩潰。反之,人們進行決策的時間視野越長,越愿對未來負責,人類也就越有希望。資本主義制度最大問題就是人們普遍只考慮當下收益最大化,而不對未來負責。因此,在資本主義機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人口出生率都不高;晚近以來,很多國家已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第二,“圣人之大寶曰位”,厚生主義的政治保障是積極有為的政府。

            “位”是治理之位,包括以其為中心所建立的專業治理機構,即政府。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優勢在于合群,即人的組織化,可以分工合作,集體行動,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剩余,改進生活,并可生養子女。關鍵在于“君”之組織、領導:“君者,善群也。”君組織政府,政府治理人群,從而普遍造福于其治理的所有人:“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

            因此,政府至關重要。從積極角度看,政府可以突破血緣性組織內在固有的規模約束,建立大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的人群組織,即以政治紐帶聯結之國家,由此形成并持續提高“規模經濟”。政府可以為大范圍、遠距離、面向未來的經濟活動創造必需之基礎設施和規則、制度。作為制度的市場之形成,與國家、政府的形成同步,沒有政府的市場注定了是小范圍且短命的。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都證明,廣闊的大市場之運轉有賴于積極有為的政府之支撐。

            從消極角度看,政府有效控制可避免市場體系自發運作所內在固有之崩潰趨勢。人的稟賦各不相同,可利用的資源亦各不相同。若真有自然狀態,則市場在其中運作,必造成貧富分化,且差距日趨擴大。物質財富上的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地位強弱之分,乃至于固化為主奴關系。如此市場本身是惡的,若不能如近世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向外部轉嫁成本,獲取超級紅利,則必定崩潰。哈耶克以市場為“自發秩序”之典范,然而,自發秩序經常自發崩潰。歷史上曾存在過的大多數原始族群沒有建立國家,結果是始終停滯在野蠻狀態甚至自行滅絕。

            政府的建立以生產體系出現剩余、社會出現分層為前提,即孟子所謂“勞心者”“勞力者”(《孟子·滕文公上》)之社會分工;政府一旦成立,即可居于相對公正的立場,控制經濟和社會的分化,節制資本,節制強者。之所以政府有此能力,而市場沒有,原因在于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政府是單一中心支配的層級控制組織,可以有道德自覺,可以采取有意識的行動;市場只是無數交易者的互動機制,不可能有道德自覺,也無法采取有意識的公共行動。

            因此,政府是必不可少之公共善。西方人發明的自由市場理論貶低政府的作用,然而,資本主義體制的運轉結果則是資本俘獲政府,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社會享有霸權。不被約束的資本主義體系一定會出現周期性危機甚至崩潰,而在資本主義繁榮期沒有享受到其好處的民眾,遭受損害最嚴重,這是不道德的雙重剝奪。唯有政府控制資本,方可避免這種惡的局面。

            第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厚生主義政府有強烈的道德自覺。

            市場不能離開政府,但不是任何政府都有助于厚生主義,政府也可能被資本支配,服務于資本增值,貫穿西方古今之“軍事-財政國家”即是如此。

            禹最早闡述了厚生主義的完整綱領:“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書·大禹謨》)政府須有德,是政府的正當性所在;政府之德,體現為善政;善政,就是養民之政。政府的天職,就是養民、治民。

            因此,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怎么讓政府最有效地行善政,以養民治民。衡量政府好壞的唯一標準是其所治理的人民生活是否持續改善,人口是否增長。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把重點放在限制政府權力上,舍本逐末。其所想象的“守夜人政府”或“有限政府”運轉之實際結果,經常是放縱資本霸權。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長期居于“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首位的城市,基尼系數同樣長期居于世界前列。

            第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是厚生主義的完整綱領。

            “正德”,意謂經濟活動主體應各正其德。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為預設而想象的經濟體系,已被經濟學后來的發展,如博弈論等證明了難以正常運轉。交易的前提,是人有最低限度的合作意向,經濟活動不能是無道德的,更不能是反道德的。因此,政府必須興起教化,以正人心。

            “利用”,即人可以用自己的體力、智力,開發利用萬物對人的功用,這就構成了所謂的經濟活動。

            “厚生”指明利用之目的,有兩重含義:第一義為人人得到豐厚資源,其生活更為富厚;第二義為人人得以生養子女,子女繼續生養,生生不已,無盡延伸。

            經濟活動唯有致力于厚生,社會才可達到“和”的狀態。財富本身不是目的,經濟要服務于社會之和。貧富分化的社會不可能和,一國通過征服他國獲取經濟暴利,也不可能和。要達到社會之和,就要讓道德原則灌注于經濟活動中,建立厚生主義經濟體系,這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建立相應制度,采取相應政策。

            總之,人類發明的經濟體制,可大體分為厚生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理想類型”,其根本區別在于經濟活動主體的普遍目的:資本主義以資本增值最大化為目的,厚生主義以人群生活改善和生生不已為目的。資本主義追求 “經濟效率”,厚生主義追求“厚生效率”,即資源用以改善人群生活并使人生生不已的效率。在厚生主義體制下,兩個效率相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兩個效率會出現偏離,經濟效率高,而厚生效率低下,這樣的經濟社會體制顯然是低劣的。經濟活動要有益于共同體的繁榮,就必須走厚生主義之路。

            ▍厚生主義的主要制度和政策

            為確保經濟體系有較高厚生效率,需建立相應制度,實施相應政策,為此,政府要積極發揮作用,這包括興起教化,以養成經濟活動主體之德。以下著重討論兩項制度。

            第一,建立和維護各種制度,以確保經濟活動依托人倫,且保護人倫。

            厚生以生和生生為中心。人固然可以獨立生存,生生卻須靠人倫。男女結合為夫婦,才能生育、養活子女,這就形成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家。

            西方歷史上一直有各種宗教、政治力量試圖“破家”,讓人在家之外組織起來。比如西方曾盛行的奴隸制莊園中,奴隸難以擁有完整的家;資本主義經濟早期發展大規模驅逐窮人進入城市,成為無家之人;資本主義產權的主體是原子化的“個體”而非家;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也始終制造并不斷翻新這一觀念體系,支持這一觀念體系下的社會制度;今日很多資本主義的支持者甚至幻想,AI技術或生物醫學的發展可以讓人完全擺脫家。

            厚生主義經濟社會體系優越于資本主義之處,正在于其順乎人的人倫屬性,其產權制度和企業制度依托于家,從而真正做到了波蘭尼所說的市場“嵌含”于社會。

            資本主義的基礎性產權制度是私人所有,但這是非自然的人為構建。夫婦及其子女是生命共同體,共同生活,彼此扶持,自然成為財產共同體。因此,最自然的產權制度是財產的人倫共享,具體為“家戶所有制”,家人共同持有財產。此即厚生主義的產權制度。

            家也是最基礎的企業。家是自然的社會組織,而人必從事經濟活動,家自然成為經濟組織——企業。文明誕生的基本標志是家成為基本經濟活動單元。歷史上,家及其擴展形成的組織始終是最主要的經濟活動組織。而家作為企業不僅是有效率的,也是人道的。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根本組織特征是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兩分。在奴隸制莊園制下,在現代大工廠或大公司制下,勞工脫離其家,集中勞動,生活場所與工作場所分離,導致一家人在大部分時間不能共同生活,情感趨于疏離;勞動時間擠壓生活時間,導致人的生活意向降低;人沒有閑暇進行社交,人倫社會關系趨于松動。

            而厚生主義致力于讓人過上人倫的生活。厚生主義維護家作為最主要的企業組織形態,以使生活與經營一體化。

            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規模經濟對家有猛烈沖擊,當代通信、交通、移動互聯技術的快速發展,卻有助于超越工業化時代追求規模經濟的企業組織形態,重回家戶為主的企業生態。

            以家為中心的產權和企業制度旨在維護家的穩定性,增進家人情感,改善人生,有益于生育。這正是厚生主義最優于資本主義之處。

            第二,堅持“崇本抑末”的產業政策,以使經濟活動始終服務于人生的普遍改善和生生不已。

            經濟體系由眾多相互關聯的產業部門構成,其間有本末之分。《周易·系辭下》描述中國文明演進歷程:包犧氏作八卦而人心開明,乃“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然后,神農氏興,“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農業的發明伴隨著(手)工業的形成,首先是制作農業生產工具。農業生產效率提高,產生剩余,而有商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由此歷史進程可見三個主要產業的重要性之排序。“本、末”二字最適于描述不同產業的關系。直接生產生資的農業、工業是經濟體系的根、本;其向上發育,長出商業。商業是依附于工、農兩業的,其價值在于服務于農業、工業。商業發展,始有金融服務業,更為末之末。

            然而在現實運作中,各產業的收益模式顯著不同:商業、金融業主要依賴資金,較少涉及實物,故容易擴大規模,且其利潤率普遍高于農業、工業。放任各產業自由發展,人力和資源必定流出農業、工業,轉入商業、金融業;后者反過來以其強大力量支配農業、工業,讓實物生產服務于資本增值。

            厚生主義政治的產業排序把農業、工業置于最重要位置,予以優先保障;其次為商業,最末為金融業。簡言之,厚生主義的基本產業政策是歷代所奉行的“崇本抑末”,因為其生產出可供人用之實物,直接有益于人生及其生生不已。

            資本主義體制的最大弊端正在于其內在地趨向于產業結構的去實就虛。此類經濟體系的增長數值可以非常漂亮,但結構必定嚴重失衡。資本借各種復雜金融工具獲得巨額利益,從而吸引和支配大量資源,其他部門則日益萎縮,由此社會收入兩極化。當代美國是現成例子:20世紀80年代,在里根經濟學的指導下,美國出臺的各種政策驅動其經濟迅速金融化;資源被轉移出制造業,后者逐漸衰落。30多年來,美國經濟看起來頗為繁榮,但普通中產階級未能從中受益,其收入甚至出現絕對下降,貧富分化趨于極端,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世間有所謂“資源詛咒”,此可謂之“金融詛咒”。

            作為對此趨勢的反動,特朗普當局試圖推動美國“再工業化”,正是“崇本抑末”。不論經濟落后或發達,產業終有本、末之別,只不過,在落后經濟體中更易辨別兩者,放任產業自由發展會直接影響一些人的生存;在發達經濟體中,由于總體生產力水平更高,金融化的負面效果不那么明顯,更多地表現為風險積累,因而難以喚起重視。但經濟活動的主體終究是人,資源大量流入末業,本業必然衰敗,不利于人生的改善。

            理論分析和歷史經驗均表明,自發的市場機制內在地有“去本趨末”傾向;負責任的政府必須采取崇本抑末政策,此為人群得以永續生存的重要保證。

            崇本抑末,不只是產業政策的選擇問題,還是社會政策的選擇問題,甚至是國家基本政治方向的抉擇問題:經濟體系的目的是獲得更多貨幣收益,還是給人民提供改善生活的生資?政府是以自由之名放任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還是秉持“天下為公”之道,讓廣大人民持續改善生活且生生不已?

            ▍厚生主義的歷史傳統與世界意義

            厚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體制的兩大理想類型,現實的經濟社會體制必然結合兩者。在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兩者比例大不相同。大體上,自古到今,西方以資本主義為主,中國則以厚生主義為主。

            與西方文明普遍以事神為先不同,華夏國家是以厚生主義立國的。帝舜在設立中國第一政府時設立了九個職位,首先是任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其次任命周人的祖先棄為“后稷”,“播時百谷”;然后才有教化、治安等官職。故孔子后來總結為政之道,首先肯定人口繁庶為大善,在此基礎上,先富之,后教之。

            中國文明起步即為厚生主義的另一原因在于獨特的國家形成過程。據《堯典》記載,堯舜以其卓越的合群技藝,以“封建”制聚合眾多族群、邦國為統一的華夏國家。由此,原有的基層人倫共同體家、族得以保留,而由王政整合為一體。故華夏國家依然是人倫社會,其經濟社會體系自然是厚生主義的。

            在歷史上,中國的經濟社會體系基本上是厚生主義的。三代封建制下的井田制讓小共同體成員“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孟子·滕文公上》)。

            然而,中國也有明顯偏離厚生主義的時代,例如戰國到西漢中期約四百年間,封建制解體,私有產權制確立,工商業發達;各國相互競爭,采取重商主義政策,鼓勵商業、金融發展,漢初甚至形成貨幣的自由經營局面。從今天的視角看,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此時,經濟確實比較繁榮,但貧富分化的弊端也暴露無遺。

            其間,有兩股力量起而對抗:其一是發展較晚的秦,商鞅采取重農抑商政策,使經濟活動集中于實物生產,這是秦滅六國的原因之一;其二是儒家“士大夫”群體,經由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建立察舉制而逐漸形成,構成錢穆所說的“士人政府”,這一領導者群體堅持孔子的為政之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摧破豪強,抑制兼并;控制貨幣,崇本抑末;興起教化,重建基層人倫共同體。最終,經濟社會體系歸于厚生主義。

            這一歷史經驗清楚地說明了厚生主義的政治保障是一個有道德意識的國家領導者群體,一個不受有產階級控制而可以自主的政府。

            此后歷代厚生主義還有一些制度創新,如北朝、唐代曾實行“均田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以來的經驗。

            唐中期實行“兩稅法”后,商人獲得自由,工商業逐漸發達,各地在政治性城市之外形成市場化“市鎮”,工商業氣息日益濃烈。這刺激了宋代、明代的儒學復興和轉向:儒學有所謂“內在轉向”,意在收拾工商業發達所造成的人心之偏失;儒學的治理用心也主要在基層,建立以“四書”為中心的相對簡化的經書體系,推進了教育的普及,以忠孝仁義等價值教化普通民眾;摸索建立了以祠堂為公共空間的宗族共同體,把高度發達的工商業置于人倫共同體的控制下,把市場生產出來的財富轉化為維護人倫共同體的資源。

            宋明儒所建立的教化機制、人倫維護機制有效地控制了市場。由此,高度發達的市場卻在厚生主義軌道上運轉,避免了資本主義的泛濫。受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之影響,余英時等學者竭力論證,儒學在宋代尤其是明代經歷了從輕視商業到支持商業的轉向。這種解釋恐怕是削足適履,南轅北轍。儒學是作為約束資本主義的一種力量而興起的,明人倡導“儒商”,旨在以儒控制商,引導當時日益擴大而趾高氣揚的商人歸于儒。

            明清時代的厚生主義經濟體系是有全球競爭力的。當時的中國已深度介入全球經濟體系,與新興的歐洲并列為兩個驅動中心。但兩者也有重大區別:中國以生產為重心,持續挖掘效率潛力,成為“世界工廠”,大量對外出口人工制成品;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早期的英國等歐洲海洋國家則以貿易為重心,以殖民征服開路,形成“戰爭資本主義”。面對中國厚生主義經濟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歐洲的商業、戰爭資本主義并無明顯競爭力。

            唯有英格蘭比較獨特,獨特的地理位置、發達的國際貿易、成熟的戰爭資本主義等條件催生其工業革命。從厚生主義角度看,工業革命大幅度提高了生產效率,是人類養民厚生能力的一大飛躍,在西方文化及其資本主義軌道上,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偉大成果首先轉化為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歐美列強以此征服世界。

            受韋伯等西方理論影響,學者、民眾常把西方之強歸因于其資本主義體制或精神;自由主義經濟學又將其歸因于私人產權、市場經濟等。但其實,市場只是交易機制,自古以來就自然存在;分立產權同樣是自然存在的,而以產權和企業形態看,明清中國的市場機制比同時期歐洲更接近于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完全競爭狀態。略微考察歷史即可發現,西方超過中國是在其工業化初步完成的19世紀中期,但工業化是各種偶然因素湊合而成,無關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或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

            中國人深度接觸西方之后立刻看清這一點,乃致力于推進工業化,但始終拒絕資本主義。19世紀后半期,為救亡圖存,中國人決心學習歐美。然而,現代中國最重要的思想政治人物和流派,不約而同地拒絕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康有為、梁啟超如此;張君勱、熊十力、梁漱溟、錢穆等現代新儒家如此;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如此,共產黨更是如此。中國精英之所以如此選擇,恐怕主要因為厚生主義的深厚傳統決定了其制度偏好。厚生主義內涵的積極有為的政府傳統之現代版本,也為推進工業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相對從容的國內外環境中,中國逐漸回歸自身的傳統,包括在經濟社會領域回歸厚生主義,由此逐漸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在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傳統中生長出來的經濟社會模式,是源遠流長的厚生主義傳統之“新生轉進”。其新生之處在于,發揮領導作用的干部隊伍相對于士大夫群體有更強的紀律性和行動力,因而政府能力更強,現代意識形態也讓政府有更為強烈的道德自覺;其轉進之處在于,工業居于經濟中心地位,大幅度提高了生產效率。當代中國厚生主義的基本架構是,積極有為的政府具有養民之道德自覺,推動發展以工業為中心的各種產業,致力于改善全體國民的生活。

            中國文明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于發明且始終堅持厚生主義。中國的存在和繁榮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資本主義不是人類要走的唯一的路,人類完全可以另做選擇,選擇發展經濟、造福人生之正道。我們以厚生主義這一“中國話語”,描摹我們的經濟社會體制,可以連貫地刻畫出中國幾千年來的經濟社會體制,可以概括歷史上的主流經濟思想,可資以構建更為普遍的經濟社會理論。當然,由此必定引發一系列復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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